我们只有去湖北省麻城县“寻根”孝感乡。在元代，湖北的东南部和湖南、广西被划为“湖广行省”（“四川省”得名在这个时候），省内有襄阳、黄州、蕲州、兴国、峡州、武昌、江陵（中兴）等州和德安、沔阳、安陆等府，元代和明代时中国流传的“湖广熟，天下足”民谚，说的就是这个鱼米之乡。康熙六年（1776年），湖广左司所属辖区改为“湖北省”。从魏晋时期一位姓麻的将军在当地筑城始，就有了“麻城”，隋朝正式设置“麻城县”并隶属亭州，到明代“黄州领黄冈、木兰、麻城、黄陂四县”，有《明史·地理志第二十·湖广·黄州府·麻城》为证明；《清史稿·邦交七》《清史稿·仁宗纪》都有关于麻城县的材料记载，也有《清史稿·地理志第四十二·湖北·黄州府·麻城》作证。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在编撰《湖北通志》时还专门编修过《麻城县志》，如此种种，更显示着这个地名从未变化过。查阅麻城县境内的地名，有：麻溪河、乘马岗、项家冲、岐亭、白果、盐田河、三河口、黄土岗、曹家河、齐安、蒙茏、龙潭湖等乡（镇）之名，惟独就找不到那个“孝感乡”。20世纪20年代的红军“黄、麻起义”使一批麻城人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将领，翻阅他们的回忆录和有关传记，也找不到一个“孝感乡”人。
但我们却在另外一个地方找到了“孝感县”。在秦代的南郡、汉代的荆州江夏郡、晋代的安陆郡所辖的这块土地上，南北朝时期的宋孝建元年（公元454年），鉴于该地“孝子昌盛”之故，于是就设置“孝昌县”。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4年），庄宗李存勖因县名中的“昌”字犯了其祖父名讳，遂根据孝子孟宗哭竹“至孝之所致感”和董永卖身葬父等孝子行孝的事迹，改孝昌县为“孝感县"，这就是“孝感”得名的开始。明正统年间孝感知县黄巩在撰写《修孝子墓记》中对此说得很清楚：“孝感县旧为安陆县地，后置县，以孝子董永名”；明万历年间德安知府张惟方撰写《孝感县志序》中说：“今上御宇之二十七年（1599年）余方由孝感入视郡事，顾瞻邑南有汉孝子董永遗迹焉，考南宋（南北朝宋王朝）时始号孝昌，说者谓因董永得名，此邑所由也”。明清之际，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在其所著《读史方舆纪要》卷七七专设《孝感县》，清末的湖广总督、学者张之洞在其所编《百孝图》中云：“汉董永千乘人也，奉父避难于湖北德安……湖北孝感县名本此”，康熙十二年（1673年）修有《孝感县志》，由此可见，“孝感县”这个地名至少在明清时期是固定的、清楚的。
前面引文中我们已经看到，明清时期“麻城县”都隶属于“黄州府”，而在《明史·湖广·德安府·孝感》、《清史稿·地理志·湖北·汉阳府·孝感》中，我们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麻城县和“孝感乡（县）”两个地方的辖属，绝无交叉或重叠之处。是两个互不隶属而并行的同级行政地区，于是，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是一个纯属虚构的、子虚乌有的地名！
四 明清时期的移民潮，是确实出现过的。明初湖南常德府武陵等十县的严重情况是“土旷人稀，耕种者少，荒芜者多”，因此武陵人上书要求明王朝统治者：“邻近江西州县多有失业之人，乞敕江西量移贫民开种，庶农尽其力，地尽其利”，朱元璋“悦其言”，“命户部遣官于江西，分丁多人民及无产业者，于其地耕种”，清王朝建立之际，所面临的残酷现实是：“前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遭叛逆之变，地方残坏，田亩抛荒，不堪见闻”，清顺治年间“湘、鄂、闽、鲁、晋、豫等省空荒任民播种，限年垦齐”（《清史稿·食货一》卷120），因此才有“免湖北被贼之孝感等四十七州县卫新旧额赋”、“免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安徽、陕西、湖北、四川、云南、甘肃等省四百十八州县卫灾赋逋赋有差”等让步措施，这里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我想，大家看了这些史料，就不会再把巴蜀大盆地当作当时中国最荒芜的地区了。“湖广”自身的问题，比四川也好不了多少。尤其是“湘、鄂、闽”省自己就有大量“空荒”之地需要开垦“填”充，为何要舍近求远？在这样的背景下，“湖广”要去“填四川”，还真的需要一种舍己为人、大公无私的精神才能做到。
移民问题在当时中国很普遍，安徽凤阳人到处漂移，成为明清以来最突出的现象。“北有大槐树，南有石壁村”，南方客家人都把福建省宁化县石壁村作为他们的发祥地，在北方，人们会普遍地说自己是山西大槐树（洪洞县大槐树）下的移民，在安徽这一带，人们会说自己是江西瓦西坝出来的移民。云南人会说自己的根是老家南京杨柳巷。明代四川也发生过向山东移民的问题，有研究者提出：“由四川移民到山东的多集中在莱州，因此，莱州风俗多有与东邻不相同”。《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087记载，乾隆43年、44年（1778～1779）两年中，四川就有大量移民进入陕西兴安县一带垦荒。
中国很多省区到处流传着“问我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的民谣，并且到处可以看到各种碑刻、家谱把这种传说记录在案，言之凿凿，使人难以怀疑。这些传说把人们迁移的原因，指定为明初大将常遇春或者胡大海幼年时受到当地人的百般欺辱，得志后大肆报复屠杀当地人，迫使洪洞县大槐树旁边的人们外迁逃难。这些传说，实际上和四川地区民间的“八大王剿四川”以至于带来“万户萧疏”的恶果等传说如出一辙，也就是说，正是由于张献忠昔日在四川地区饱受凌辱（甚至植物都与他过不去）为报仇而大肆屠杀川人，导致四川地区人口锐减，才有“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流。这两处关于人口锐减原因的传说，同是一个模式，值得怀疑之处甚多。
1644年张献忠由楚入蜀，建立大西政权，“暂取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的政治策略，肯定要采取一些休养生息的作法，无“民”何有“君”？张献忠大概是懂得这个道理的，他没有绝望地选择自杀而是在转移中战死，这说明他始终没有放弃“东山再起”的未来打算，它在成都“开科取士”就正是按照国家政权的运行方式来操作的。“移民入川”确实发生过，但大量四川土著存在也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外来移民与当地土著为争夺土地而发生纠纷，常常见诸史籍，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徐缵功任四川蓬溪县令，因为“楚民无业者入蜀垦荒”与当地土著发生冲突，导致地产纠纷不断，同样的情形在康熙四十五年李维翰任中江县令时也发生过，李“拨真荒以安新民，禁侵夺以安土著”，即外来移民开垦的只能是“真正的荒芜之地”，当地土著耕种的土地是不准“侵夺”的。雍正对“移民入川潮”就产生过怀疑：“湖广、广东并非甚歉之岁，江西、广西并未题成灾，何远赴四川者如此之众?
真实的答案是，地方官员夸大困难和制造假数据，以获取中央政府免税的优惠（犹如当今有些地方费劲地申报“国家级贫困县”），刚刚取得全国胜利的清王朝也需要“控诉万恶的旧社会”以证明自我的正确，一些文化人或出于讨好当朝、或基于封建正统价值观而仇视“贱民作乱”等目的，极力夸大和过分渲染张献忠给四川造成的灾难──整个四川地区于是就被描绘成一个“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无人之国。而事实上，大量的土著由于一些特殊原因，为获取利益而假冒外来移民，才是今天大家误认为“没有十代以上的四川人”的真正原因。乾隆十年（1745年）川陕总督公庆复就在上奏中就揭发说：“仍有捏造姓名，指称依傍”现象普遍存在（高宗纯皇帝实录·卷251）。“冒籍”移民的好处之一，我们可以从雍正四年（1726年）颁布的圣旨去认识：“择湖广、江西在蜀之老农，给以衣食，使之教垦，俟有成效日，题给老农顶戴，送归原籍，不愿归者听之”，“在蜀之老农”究竟是外来者还是本地土著，恐怕难以认定；更何况顺治十年（1653年）有特别规定，“四川荒地，官给牛、种，听兵民开垦”，“其各省入蜀民人，户给水田亩三十，旱田亩五十”，有这等好事，为何不作假?“入籍”既能够获得生存乃至于致富的（土地）资源，还可以得到未来的最美好的“出仕”前途，编造一个子虚乌有的“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以糊弄“必察其祖籍”的官府。
当时的户籍制度是把奴仆、倡优、衙署的雇员如皁隶、马快、步快、小马、禁卒、门子、弓兵、仵作、粮差及巡捕营番役、长随等，全部划为“贱籍”，“其有冒籍、跨籍、跨边、侨籍皆禁之”，我想，对这样的事情，现在40岁以上的人都会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利益所驱动，大乱之后的乘浑水好摸鱼，“贱民”们在重新登记户籍时获得了改变身份的机会，于是土著们纷纷改籍成了“移民”。而最关键的环节，还在于地方官员在这场“大冒籍”运动中是最大赢家。当时的四川巡抚张德地就这样向康熙请求：“无论本省外省文武各官，有能招民30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县者，量与记录一次；有能招民60家者，量与记录二次；或至百家者，不论俸满，即准升转”。你说，是辛辛苦苦地外出“招商引资”还可能一无所获，还是就地造册登记一大批“移民”来得轻松容易？果然，张德地就因为“四川人口大幅度增长”的辉煌业绩而获得“加工部尚书衔”好处。从皇帝、地方官员，到普通的四川土著，都在这场“捏造姓名，指称依傍”冒籍大潮中“双赢”，何乐而不为？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明清之际的战乱给中国各省区造成的严重后果，不仅仅是巴蜀大盆地，其他省区所遭受的破环程度甚至大于巴蜀四川，移民现象是当时整个中国的普遍现象而并非只有四川；“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只是一个子虚乌有的虚构地名；今天大多数四川人还是四川土著的后代。 作者:邓经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