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蜀学者刘咸炘（1896－1932）在《蜀学论》中写道：“统观蜀学，大在文史”。又写道：“蜀学崇实，虽玄而不虚也”。（见《蜀学》第一辑，巴蜀书社出版，2006年）“李冰治水”的两大经验：“深淘滩，低作堰”，其科学精神，就在于道法自然，讲究实效。“文翁兴学”的两大经验：“师资高，学风严”，造就巴蜀学者的治学严谨，不尚空谈。
“崇实用”的学术思想也深入到民间。人们常说：“黑猫白猫，捉住老鼠才是好猫”。邓小平用此老百姓的话，说明要以“实践检验为标准”，“要能解决问题”。人们概括为“猫论”。又将邓小平说过的“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概括为“摸论”。“猫论”和“摸论”，就是要讲实用，要有效，要可靠，要能真正解决问题。这正是“蜀学”特点的形象表述。
蜀学精神：重开放 贵包容
“蜀学”是许多巴蜀学者的学术成就之总称。“蜀学精神”当然是从整体上，鸟瞰“蜀学”；并非特指某一学者、某一学科、某一时期、某一学派的精神。
蜀学的突出精神是：重开放，贵包容。
四川是一个盆地，周围都是高山，所以“蜀道难”。古代巴蜀的先民们，既会利用“长江水路”与外交流，同时，还花了很大的力气“修栈道”，走出盆地。长江水路上，顺水顺风之时，当然可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但是，逆水逆风之时，就只有船工们高唱着“川江号子”，拉着粗长粗长的纤绳，一步一个脚印，爬地而行。这难道不是“重开放”的大无畏精神吗？“茶马古道”、“丝绸之路”都反映了巴蜀人民的“开放”精神。“文翁兴学”首先就是派人“留学”京城，虚心学习儒学。这正是“重开放”。
此外，巴蜀先民，从古至今，移民占了大多数。这些外来移民，本具开放意识，不故步自封，不盲目排外。重开放的意识，必然引导到在学术“贵包容”。这就使“蜀学”的发展有了三个里程碑：从“易、儒、道”的融合，走向“易、儒、道、佛”的整合，进而走向更大的“古、今、中、外”的大综合。
文翁兴学得到两位皇帝的嘉奖：“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又下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大大推动了中国教育的发展。同时，文翁兴学推动了蜀学的兴起。
成都的城址有两千多年不迁的历史。这种宏观的稳定性，加上蓉城人民一贯尊师重教，导致“文翁石室”这所古老的学校，在同一地点连续办学已达两千多年的奇迹。
文翁兴学的两条经验
从《汉书·循吏列传·文翁传》中，记载了文翁兴学的经历。其主要经验有两点：
其一，是“师资高”。他开放地培养师资，派张叔等十余人，到京都受业于博士，深入研习儒学经典，学成归蜀，大都成为一代名师。文翁石室一直重视师资培训，并吸引全国知名学者来石室任教。名师才能培养高徒，高徒又能促进名师。文翁石室的教师不仅道德高尚、学识渊博，而且善于施教，艺术性强。学生听课，如坐春风。“师资高”，成为文翁石室的突出特色。
其二，是“学风严”。首先学校招生是“择优录取”。文翁石室不是为贵族子弟开设，由于“择优录取”，进入学校的多是一般老百姓的子弟，体现了“教育平等”。文翁办学十分注重让教育“回归生活”。一方面，要求学生刻苦读书；另一方面，强调参加社会锻炼。要关心民间疾苦、政策实施。“学风严”，不仅体现在“攻读经典”，而且体现在“社会实践”。
文翁兴学的两条经验：“师资高”、“学风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精神”“物质”同时并举
文翁任蜀郡太守期间，一方面“修兴水利”，将都江堰灌溉系统大大扩大，“穿湔江口，灌溉繁田千七百顷。”（《华阳国志》）；同时，又“兴办学校”，重视人才培养。兴修水利以发展经济，兴办学校以培养人才，两者实为相关互补。经济发展了，才有基础培养人才；同时，人才培养了，才会有力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与人才培养，互为因果。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不仅有促进“物质文明”的功能，更重要的是有促进“精神文明”的功能。班固在《汉书》中写道：“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好文雅”就正是“精神文明”的表现。
在巴蜀大地上，李冰治水，总结出科学原理：“深淘滩，低作堰”；文翁兴学，总结出教育原理：“师资高，学风严”。在巴蜀文化中，获得世人公认、经久不衰、影响深远的“两大亮点”正是：
李冰劈江灌天府，深淘滩，低作堰。
文翁兴学智巴蜀，师资高，学风严。
文翁是“科教兴国”的典范。在当代，我们要“科教兴国”，理当向文翁学习。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文翁兴学的现实意义正在于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科教兴国”的重大意义，从而为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巴蜀文化的精华是“蜀学”
什么是文化？文化的内核是思维方式，文化的中介是交流方式，文化的外壳是生活方式。文化是一个相当广泛的概念，文化包括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交流方式、生活方式”。“巴蜀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子文化”。巴蜀文化的“内核”是巴蜀人民的“思维方式”；巴蜀文化的“中介”是巴蜀人民的“交流方式”；巴蜀文化的“外壳”是巴蜀人民的“生活方式”。“蜀学”是“巴蜀文化”中的精华，是巴蜀文化内核中的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蜀学”是中华学术思想大“集合”中的一个“子集”。
“蜀学”这个词，在历史上出现很早：例如，“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华阳国志·蜀志》）；又如“三苏蜀学”，是指苏轼父子三人（苏洵、苏轼、苏辙）的学术思想等等。这是狭义的“蜀学”。
广义地说，“蜀学”是指巴蜀人民的学术思想。即是指巴蜀的学者们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思维科学”领域内的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人文科学”中的主要部分是“文、史、哲”，即文学、史学、哲学，当然，还应当有“音、美、艺”，即音乐、美术、艺术。“社会科学”中的主要部分是“政、经、社、教”，即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等等；“自然科学”中的主要部分是“天、地、生”，即天文学、地学、生物学等等，当然还应当有“理、化、农、医”等，即物理学、化学、农学、医学等等。严密地分类，还应有“思维科学”，其主要部分是“数、语、逻”，即是数学、语言学、逻辑学等等。
四川大学胡昭曦教授认为：“中华文化历史悠久，辉煌灿烂。蜀学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源远流长、特色突出并具有全国影响的地域文化。传统的蜀学是以儒学为主的学术文化。今日所说的蜀学，是指四川地区的学术，其重点在文、史、哲，其核心是思想、理论，它是中国重要的地域学术文化。蜀学研究是以具有蜀学学术特色和与四川学者有学术联系为范围，其时间上限为古蜀文化和巴文化，其下限及于当今。加强蜀学研究，可以丰富和加深对我国历史文化的认识，有助于培育民族精神，促进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蜀学与蜀学研究榷议》，《天府新论》，2004年，第3期。）
在蜀学中，从古至今研究得较多的学术领域主要还是在“人文科学”领域内，即“文、史、哲”。在这些领域里，巴蜀学者的成就较为突出。在“天、数、易”的领域内，蜀学成就也很大。所以，才有“天数在蜀”，“易学在蜀”的说法。当然，在其它领域里，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时代的发展，“蜀学”将会有新的进展。
李冰、文翁为蜀学奠定基础
三星堆、金沙遗址的出土文物告诉我们：远在距今大约四、五千年前，即公元前2500年左右，在成都平原上已出现了相当繁荣的古蜀文化。以“三星堆—金沙”出土文物为标志的古蜀文化，大约持续了数百年左右。但是，繁荣的古蜀文化经不起千年不遇的大洪水。三星堆、金沙的灿烂文化，很可能是在千年不遇的大洪水的冲击下，“付之东流”，沉没地下。
传说，大禹治水是从岷江开始，为蜀人留下“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形成疏导流水的“扇形水系”的治水经验，相当宝贵。
李冰治水，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则已记载于正史《史记》、《汉书》等经典历史文献之中。约在公元前256－前251年期间，李冰父子组织民工分岷江为内、外二江，修堤作堰，清除水患。2500多年以来，“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水旱从人，不知饥谨，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华阳国志·蜀志》。）都江堰水利工程，经受了两千多年的考验，证明是科学的、实用的、有效的。
成都平原的自然条件虽然优美，在古代，仍经受不起“千年不遇”的大洪水；但是，自从修建了都江堰，建构了系统的水利工程，成都平原现已平安、稳定地度过了2500多年。在这里，空气清新，水质优良，生态多样，繁花似锦。请看广德二年（公元764年）春，杜甫在成都草堂作的即景小诗，《绝句四首》其三：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这首诗公认是一首好诗：对仗工整，一句一景，地上天上，近景远景。这首诗也有很多科学内容。说明成都在一千多年前自然生态很好。黄鹂、白鹭等鸟类很多，柳树成荫。空气很好，能见度很高，能从窗户看到西岭雪山的积雪。同时，社会繁荣，交通发达，从草堂门外的江边乘舟，可直达万里之远的江汉平原、长江下游（古称东吴）。
诗人陆游，在成都写了一首《四绝》，很通俗：
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
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
成都平原的“自流灌溉”系统，使农业连年丰收，人民丰衣足食。衣食足而礼仪兴，礼仪兴而文教盛，文教盛而学术成。所以，在“李冰治水”的基础上，才有“文翁兴学”。巴蜀大地上，由于大办学校，于是才可能有“人才辈出”，其中必然涌现出各类“杰出人才”。这些人才，不愁吃穿，不烦生计，一心钻研学问，才会有卓越的学术成就，从而才有“蜀学”。
除了自然条件的改善之外，从更大的时空范围看，四川盆地的社会环境相对安定。从秦汉、唐宋，到元明清，中国大地上，大多数战乱都在中原和边境。才有“逐鹿中原”，“烽火边关”的各种描述。当辽阔的华北大平原上，“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时，在川西坝子里的学校，学生们仍可以“书声朗朗”。从事学术研究，无论哪一门学科，学者都必须聚精会神，全力以赴，持续数年，方有成就。“蜀学”之开创、兴盛、发展，实与巴蜀大地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经济状况有着密切关系。
由此可见，正是“李冰治水”、“文翁兴学”为“蜀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正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士，一方人士创一方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