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古代历史上有三次劫难，一为晋代流民入蜀，一为宋末元初四川军民抗蒙战争，一为明末清初的张献忠“屠蜀”。张献忠为何三入四川，他在蜀地究竟杀了多少人，史书的记载往往前后矛盾，连《明史》这部正史都漏洞百出，先是记载蜀地有三百余万口，后又记载张献忠杀了“六万万”蜀人；其实，历史上的张献忠三次入蜀，前两次都未见有杀人的记载，相反颇得四川百姓爱戴，公元1644年第三次攻入四川，大规模屠杀才随之开始。张献忠义军入蜀，明军、地主武装时有抵抗，大抵屠杀是必不可免的，但说“六万万”蜀人为大西军所杀，四川已成废墟，大抵也是说不过去的。
明代成都迎来了多事之秋，1644年张献忠第三次入蜀，在成都称帝登基，建立大西政权；明代都掌蛮是四川一个活跃的少数民族，与都掌蛮的战争几乎持续了整个大明王朝，万历年间，都掌蛮最终难逃灭亡的命运；四川少数民族众多，都掌蛮是悬崖艺术家，羌族则保持了早年的习俗；明代分封蜀王在成都，历代蜀王在成都建筑蜀王府，死后也葬在成都。
六万万四川人从何来？
明崇祯17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领义军攻占北京外城，大势已去的崇祯皇帝在留下“君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的感慨后，来到煤山黯然上吊自尽。事实上，这位末代皇帝的最后几年一直草木皆兵，在义军攻入北京之前，他已数次接到四川、陕西、湖广等地的加急战报，这其中，1641年明军对张献忠围剿的全线惨败与1644年李自成在西安称帝，无疑是最令崇祯感到焦虑的消息。
大约在崇祯自尽8个月后，张献忠也来到成都称帝。李、张二人起兵反明，按理说应颇得百姓欢心，历史上的张献忠却被描绘成一个嗜杀成性的魔头，尤其与四川百姓的恩仇更是历史学家猎奇的主题。大凡起义军必先争取百姓拥护，在成都称帝的张献忠为何执意与蜀人为敌？史料记载张献忠杀蜀人“六万万”，但当时明代全国人口仅有6000余万，是谁统计出了这份离奇的数据？
编纂《明史》的清朝大员张廷玉可能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明史》记载“四川十三府六州，所辖一百四十四县”，明万历年间四川计有262694户，3102073口；同时又出现了张献忠入蜀，“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的记载。四川人口只有300余万，“六万万”究竟从何而来？对此，著名史学家任乃强认为：蜀地百姓加上鸡犬牛羊，总数恐怕都难达到6亿；万历年间距张献忠入蜀大约60年上下，难道这60年中，蜀人已惊人地繁衍了200倍？
事实上，除了《明史》这部正史不能自圆其说外，诸如《明季南略》《蜀记》《蜀难纪实》等史书对张献忠究竟杀了多少四川人也是含混不清。上述史书记载，张献忠入重庆后“尽屠其城”，“其合城绅士军民男妇大小二三百万有奇，俱尽膏锋刃，抛尸江中，水为不流”；大西军攻克成都后，大杀三日，因其“最仇川人，既杀民尽，并欲屠川民为之兵者”。历史上，张献忠曾三入四川，并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无疑杀过不少人，但六万万终究是一个过于夸大的数目。那么，《明史》究竟如何得出“六万万”的结论？
两次入川受欢迎
明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张献忠在延安卫柳树涧揭竿而起，号“八大王”；早在崇祯二年，李自成已在米脂（今陕西米脂县）号召饥民起义。《明史》记载明末农民军数十家，惟张、李二人能“假行仁义”，故颇得人心。不久，李自成、张献忠俱投闯王高迎祥旗下，1634年，两人率部首次攻入四川，夺船渡江，攻取巴州、通江、巫山等城，并一度到达大巴山一带，后由于陕西战事吃紧，张献忠折入陕西，李自成则转战河南。两年后，高迎祥为明军所杀，李自成继任闯王，张献忠不愿屈居李自成之下，独自破凤阳、攻滁州，每每独树一帜。
1638年，崇祯皇帝接受谋臣建议，改剿为抚，一些地方义军纷纷投降；与此同时，李自成在潼关惨败，不得不避入商雒山休整，张献忠孤立无援，遂假意接受明王朝招抚，私下里却在谷城（今湖北谷城县）招兵买马，铸造兵器，向将士讲授《孙子兵法》，谋划东山再起。第二年，张献忠在谷城突然起兵，消息传至北京，明王朝朝野震动，宰相杨嗣昌亲临襄阳，指挥围剿。史载杨嗣昌出征前，崇祯特地在寝殿为之饯行，赋诗作别。宠信之甚，前所未有。
1640年，张献忠在枸坪关为名将左良玉所败，率部再次进入四川，杨嗣昌随即下令“逼贼入蜀，歼于蜀中”，纠结重兵入蜀围剿。在四川，张献忠专挑山间小路行军，有时一日走百余里，明朝千军万马跟踪尾追不及，又防不胜防，往往疲于奔命，张献忠士兵编歌讽刺：“前有邵巡抚，常来团转舞；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天路”。到了第二年，看到明军已人困马乏，张献忠突然调转头来向明军进攻，明军措手不及，溃不成军，自此，两湖再无强兵。张献忠从四川出兵直取襄阳，杀襄阳王朱栩铭及在襄阳避难的贵州王朱常法。杨嗣昌听说襄阳失守，宗室被辱，在蜀地畏罪自杀。同年，李自成趁机复入河南，攻陷洛阳，诛杀福王朱由洵，尔后才有了北上灭明之举。明朝之亡，实由张献忠制其肘，而李自成刺其喉。张献忠这两次入蜀，一路军纪严明，颇受蜀地百姓欢迎，蜀人还帮大西军刺探明军情报，史书也未曾记载有蜀人被杀。所谓张献忠“屠蜀”，主要是第三次入川时发生的事。
三入四川遭抵抗
击败明军后，谋士向张献忠建议：四川号称天府之国，国险民富，汉高祖因之而成帝业，唐高祖得之而一统天下，据蜀北可取汉中，东可下荆楚，……近十年来，天下荒乱，唯此一隅尚称完好。1644年正月，张献忠亲率水陆大军30余万由荆州入蜀，并于同年8月攻占成都，此后，一直到1646年在蜀地亡故，张献忠都未再出过四川。而随着一步步走上神坛，当上大西皇帝的张献忠动辄喜怒无常，残杀文人、士兵、百姓，并由此衍生出许多离奇版本。
1644年6月，张献忠率军占领重庆，由汉中逃难至此的明朝瑞王朱常洛、四川巡抚陈士奇、重庆知府王行俭等人城破后“大骂不绝”，被张献忠一并诛杀。《蜀碧》记载，其时重庆城中尚有军士三万七千余人，“贼尽断其臂而纵之”；《明季南略》《蜀记》记载被砍手的明军有30余万之多，以致血流成河，流血声哗哗作响。历史上的大西军确实有“断臂”陋习，史料中就反复出现过“尽剁右手”，“川东断臂难民逃入省城”的记载，不过，30余万明军会甘愿受大西军摆布？除了军队，《明季南略》《蜀记》还记载大西军“尽拘在城男女老幼杀之”，“城内外绅士军民男妇不下数百万，尽遭屠戮”。明代四川人口仅有三百余万，这些史料的真实性无疑要大打折扣。
攻克重庆后，张献忠当即向成都进军，沿途时有一些州县抵抗，合州（今合川一带）董克治倾其家财招募勇士抵抗大西军，大西军与之交战不能胜，相持数月之久，张献忠以爵位相诱，董克治亦不为所动。永州（今四川永州）蒋世铉召集二百人据城固守，城破后大呼“速杀我，不降也。”这些抵抗换来的往往是张献忠疯狂的报复与屠杀，资阳知县贺允选反抗被俘，“十七口俱死”；眉州“凡五千余人，悉杀之”。大凡古时义军都常屠城示威，“守一日，杀十之三。二日，杀十之七。三日，屠之”，料想张献忠亦难免俗。
史书并未记载张献忠取成都花费了多少时日，但从成都总兵刘佳印出城迎敌，主薄赵嘉炜决都江堰以及大西军数次用地雷轰炸成都城等史事推断，大西军取成都应该并不顺利。8月9日，成都沦陷，史书关于成都百姓的命运，却有着完全相反的两种版本。据《荒书》记载，8月11日，成都百姓被驱至中园，空中突然出现一物如同龙尾下垂，张献忠大悦，百姓遂得免死。而根据《蜀记》《纪事略》的描述，成都城在易主之初，一场大屠杀便悄然降临，大西军“不分老幼皆杀之”，“满城生灵，无贵无贱，同为枯骨”，“屠城三日，贵贱同尽，惟少艾妇女为营伍所匿者暂得免”。如果按照《蜀记》《纪事略》的说法，大西军初入成都，成都百姓便被屠杀殆尽，《蜀碧》记载的一年后（1645年）的大屠杀便愈发无法解释，据《蜀碧》记载，当时，各地蜀兵皆反大西，成都城内时有百姓与之往来，张献忠大怒，遂于1645年11月令各乡镇村民入城居住，尔后集结兵马洗劫成都，如果去年百姓已尽，这一次张献忠杀的又是谁？
称帝成都开杀戒
1644年10月，张献忠据成都称帝，国号大西，改元大顺，将成都更名为“西京”，以蜀王府为宫阙，设左右丞相、六部尚书。边疆土著，张献忠也乐于招抚，前后颁官印一千余方。为防止蜀民反叛，大西政权保甲制度甚为残酷：百姓出城，需告知何时归来，逾期者斩；凡参加乡试、会试的生员，迟到逾期者妻女充院，本犯剥皮，左右邻里连坐，诛十家。
张献忠、李自成各自称帝后，关系大为恶化，并一度引发无数杀戮。张献忠在成都强征乡宦入仕，又组织科举考试，招募生员入仕，本是件好事，不意有生员暗通李自成，由此激怒张献忠，五千生员在青羊宫旁被砍杀，一时河水尽赤，尸体十余日方才飘荡去尽。张献忠性格轻率易怒，宫人、官吏、僧侣只要惹其动怒，大多也难逃一死。史书记载，尚书吴继善奉命给士兵发放马匹，竟因为请求制造士兵名册被杀；一名文官则因为吸烟过多，精神不振被处死。
值得一提的是，吴继善投诚前曾任成都知县，之前的《绥寇纪略》便是出自其本家吴伟业之手，吴伟业连四川都没来过，因此，有历史学家认为，《绥寇纪略》中的记载也可能是泄私愤罢了。
对张献忠最夸张的记载出自晚明毛奇龄的《后鉴录》，“命四将军分路草杀。平东一路，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杀女九千五百万；抚南一路，杀男九千九百六十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安西一路，杀男九千九百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定北一路，杀男七千六百余万，女九千四百余万……”四路合起来便是“六万万”，这份离奇的数据被《明史》引用，因此堂堂正史才闹出了“六万万”的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