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和汉武帝嘉奖文翁
文翁名党字仲翁，庐江舒（今安徽庐江县西）人，西汉景帝末年（公元前141年），文翁出任蜀郡太守。李冰约在公元前256年—公元前251年任蜀郡太守。文翁是在李冰治水之后约110年上任的。文翁最大的创新是在蜀“兴办学校”同时，他还领导了扩大都江堰的灌溉面积的工程。
《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中，列选了中国古代教育家29人，其中“文翁”这一条目中写道：
“中国西汉蜀郡太守，汉代郡县学的发韧者。”“文翁兴学的成就，不仅培养了一批吏材，如张叔，汉武帝时征为博士，官至侍中、扬州刺史；而且推动了邻近属县的兴学，如‘巴汉亦立文学’。蜀地此后出现司马相如、扬雄等知名才学之士，与文翁兴学造成的社会风气亦不无关系。景帝嘉奖文翁兴学，‘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至武帝，又下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文翁兴学，实为中国历史上地方政府设立学校之始。”
蜀学的第一里程碑
在中华大地上，虽然产生过“诸子百家”，但真正有重大影响的则有“三家”：产生于华夏大地，完成于西周时期的《易经》所形成的“易学”（或称“易家”）；春秋时代，产生于“齐鲁”的“儒学”（或称儒家）；以及春秋时代产生于“中原”的“道学”（或称道家）。
《易经》又称《周易》，它是产生于西周时代的一部论述变化模式的哲学著作。《周易》是全世界公认的最玄妙的书，内容丰富而深刻。相传，《周易》的作者是伏羲、文王。从古代至现代，从中国到外国，已有许多人在研究《周易》。“儒学”、“道学”都深受“易学”的影响。《周易》通常归类于“哲学”。《周易》实属“综合学科”。《周易》中天文、地理、数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预测学等等，皆有之。《周易》是一门很独特的学问。
从古至今，巴蜀学者对《易经》有较深入的研究。对待《易经》看法，从古至今都有两种认识：一种是科学的认识，一种是迷信的认识。
科学的认识是：《易经》中的64卦，都是从客观世界抽象出来的模式。研读《易经》可知世界变化的多种多样的可能性。64卦的象征中，都寓意哲理。
在古代，当一个人确定要问什么问题之后，才去“占卜”。按照古代《易经》“占卜”的程序，要随机地从64卦中，确定一卦，大约要1小时。秦九韶在《数书九章》中的第一题就是“蓍草占卜”，即从数学上的“一次同余式”，也即是“一次不定方程”，对“占卜”过程作了“数学解释”。确定一卦，要较长时间，有利于“问卦”人冷静下来，不致于盲目选择策略，这在心理上有好处；《易经》中的每一卦的释义，总是辩证的：吉可以转化为凶，凶可以转化为吉。“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吉凶转化，福业相牵。根据各人的“心理偏好”，对封辞的理解，需要智慧。一卦有六爻，认真读了全卦的意思，以及卦中每一爻的解释之后，有利于“问卦”人辩证思考。
《易经》能够成为通行世界的“天下第一奇书”，绝不是偶然的。简言之，用《易经》进行“占卜”，其好处是：让你“冷静下来”，“辩证思考”，从而作出“明智选择”。从心理学的视角看，这是有合理性的，并非“迷信”。
现代有人批评《易经》，说难道通过“占卜”就真的能预测未来的凶吉吗？当然不是！古人就已知道“占卜”并不是预测未来，而是帮助你作出选择，特别是从心理上受到启迪。《荀子》中明确写道：
“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卜筮之后才作出重要的决策，并不是需要从卦中求得；而是从心理上受到文化的启迪，帮助你的决策。学者认为这是文化，这种看法是正确的；有人以为这是神仙，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如果我们持这种观点来理解《易经》，就不致于使自己陷入“迷信”的深渊。
迷信的认识是：《易经》很神，能够算命。这是用《易经》来“骗人骗钱”搞“伪科学”。那并不是《易经》的真谛。《易经》恰恰是强调“变化”“转化”，反对“宿命论”。成都艺人李伯清对用《易经》算命骗钱的人，有一段“散打”，他说：“你算得很准，你算得很对，就是只有一点点没有算到，今天我没有带钱！”
这是对用《易经》“骗钱”的骗子巧妙的回答。
我们应当研究《易经》，反对用《易经》算命骗钱。但是，我们也决不能因有人用《易经》搞“伪科学” 骗人骗钱，而将《易经》本身打成“伪科学”。
在汉代，巴蜀杰出的学者严君平，以及他的学生扬雄等人，他们的学术成就的突出特点是：在深入研究《周易》的基础上，包容“儒学”和“道家”。从而使似乎有对立的“儒道”两家融合起来。严君平精于《周易》，但又耽于《老子》、《庄子》。
扬雄则效法《周易》，新作《太玄》；效法《论语》新作《法言》。同时还新创有一本研究语言学的《方言》。两千多年来，学术界常说扬雄的著作是“模仿”，似乎“独创”很少。这实有很大的“偏见”和“误解”。从整体看，融合就是创新。例如，关于心性根源，扬雄写道：“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法言·修身》）这种看法将孟子的“性善”，荀子的“性恶”综合、整合起来。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这当然是有创新的。扬雄的学术思想兼容“易学”、“儒学”、“道学”，同时，又有创新。扬雄学术思想的特点是“和而不同”。 扬雄的治学精神是永不满足，体现出“学无止境”。
由此可见，在汉代形成了“蜀学”的第一个里程碑：“易学”、“儒学”、“道学”三者融合。
蜀学的第二里程碑
在宋代，巴蜀出现了一大批在全国有影响的学者。当时国内一流学者，如周敦颐（1017－1073）、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都先后入蜀交流学术思想。学者范祖禹（1041－1098），成都华阳人，他对道学有深入研究；汉州绵竹人，学者张栻（1130—1180，汉州绵竹人，对经学有很大发展；学者魏了翁（1178－1237），邛州蒲江人，集理学之大成。这些学者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蔡方鹿教授指出：“魏了翁自幼研读《二程遗书》及《伊川易传》，他以二程洛学（因程颢、程颐是洛阳人，所以称为洛学）传人的身份融合苏、程，会通蜀、洛。儒、佛、道三教合一是三苏蜀学的特点。”“魏了翁思想的特点之一是集众家之长，他吸取了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叶适功利学以及三苏蜀学的有关思想，并融会贯通，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加以综合创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巴蜀文化的多维视野》，四川人民出版，2002年，第48页。）
由此可见，在宋代形成了“蜀学”的第二个里程碑：“易学”、“儒学”、“道学”、“佛学”四者融合。
蜀学的第三里程碑
1840年开始，直至今日，“蜀学”正在从第二个里程碑，走向开创第三个里程碑：“易学”、“儒学”、“道学”、“佛学”、“西学”五者大融合。第三个里程碑尚未完成。
所谓“西学”，是泛指西方的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而创新甚多的各门学科。最有代表的学术成就有：欧儿里德的几何学、牛顿的力学原理、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皮亚杰的认知学说，等等。在这些学术思想的基础上，西方创造了“工业文明” 、“信息文明”，影响了全世界。这些学术成就证明了：世界是多样的，也是统一的。
近现代的巴蜀学者对于“西学”不持排斥态度，相反，积极地“融会贯通”。例如，廖平（1852－1932），近代巴蜀著名学者。陈德述教授指出：“廖平以公羊三世说的变易思想为中心，同时吸收了西方的进化论思想，形成自己的变易哲学和进化的历史观。”（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巴蜀文化的多维视野》，四川人民出版，2002年，第7页）四川的许多学者，例如，蒙文通教授，吕子方教授，贺麟教授，唐君毅先生等等，都注重将“中西”的学术思想融会起来。
郭沫若（1892－1978）的学术成就，正在于他开创了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中国传统学术。在现代，郭沫若是尝试将“易学、儒学、道学、佛学、西学”融会起来的杰出学者。
纵观两千年“蜀学”的发展，其突出成就是：融合诸子之学，整合中外之术，综合百家之论，通过融合、整合、综合来创新。“蜀学”的审美视点正是追求“多样中求统一”。即是在发展中求融合，在生成中求整合，在分析中求综合。
蜀学特征：重人文 崇实用
“蜀学”是许多巴蜀学者的学术成就之总称。“蜀学特征”当然是从整体上，鸟瞰“蜀学”；并非特指某一学者、某一学科、某一时期、某一学派的特征。
蜀学的显著特点是：重人文，崇实用。
“人文科学”主要是文学、史学、哲学。“重人文”，即是在文学、史学、哲学，这些领域内，“蜀学”有较大学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