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明新考（下）
三、禅让讨论
故友徐式文说过，中原开国之君的出身神话，无不攀龙附凤，高明神圣；但开明王朝开国之君鳖灵的神话，却是一具死尸！足见民俗风尚的差别之大。笔者思考鳖灵有死而复活的履历，可能与水陆俱能生活的动物常有冬眠假死的习性有关。长江下游沿岸有民谚说“：鳖蛋生得高，江水定滔滔”。由于鳖在江边沙地里产卵，须借阳光温度孵化，小鳖破壳而出，又须立即食江水中生物，因此鳖卵不能产在水涨受淹的地方，否则孵不出小鳖；又不能离江水太远，否则小鳖难以下水觅食。所以鳖卵的最佳位置，是高出洪水线不远之处。长江洪水每年不同，常有高低波动，但鳖卵总会很好地适应，所以有此民谚。渔民相信鳖有预测洪水高低的能力，凡发现鳖卵位置较高，就宣称当年洪水一定很大，得小心防御。民间所传鳖类这种神奇习性，延伸出驾驭江水的特异功能，于是形成鳖灵虽死，却能沿江逆水而上，直达岷山入蜀的神话。
《华阳国志·蜀志》记李冰清除宜宾岷江滩险时，有句话不大好解“：僰道有故蜀王兵兰，亦有神，作大滩江中。”过去注家都把“兵兰”解释成兵器架子，但那应该写作“兵阑”而不是“兵兰”；而且兵器架怎么会“有神”？使人感到难懂。这段记载《水经注·江水》也有“：县有蜀王兵兰，其神作大难（滩）江中。”明明在说故去的蜀王神灵作怪，而这“兵兰”并不是兵器架，却是那蜀王的名字。笔者认为“，兵兰”应当就是“鳖灵”的音转。《史记·楚世家》记楚成王即位时（公元前663年），周“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东周王廷赋予楚国镇压周边民族的权力，使楚成王有放开手脚蚕食近邻的条件。楚兵侵入鄨地，迫使鳖灵族逃亡入蜀，推测即在此时。鳖灵族入蜀路线，首先应由鄨地往北抵达僰道，随即在滩头构筑乱石防线，形成险阻，隔断追兵。
位于青衣江流域的芦山县，宋《太平寰宇记》引《地志》说：“治有开明王城故址。”《水经注·江水》记南安县（今乐山）：“县治青衣江会，衿带二水矣，即蜀王开明故治也。”这些遗迹表明鳖灵族沿岷江北上，在青衣江流域建立过根据地。
《水经注·江水》在岷江上游的绵县（今属四川汶川），又记有“江水又东别为沱，开明之所凿也。”说明鳖灵族最北已到达汶山。《华阳国志》说汶山是杜宇蜀国的畜牧之地，也被鳖灵族占领。这时杜宇蜀国的蜀王称为望帝，正好遭遇到洪涝的困扰，而鳖灵族已经在危难中复苏（隐喻为死尸复活），于是利用他们治水的特长，为杜宇蜀国排除涝渍，很快赢得了蜀民的爱戴。结果望帝先以鳖灵“为相”，《太平广记》卷三百七十四引《蜀记》“令鳖灵为刺史，号曰西州”，即指其事。后来望帝又将王位禅让给鳖灵。《太平御览》卷八百八十八引《蜀王本纪》道出原由：“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帝自以薄德，不如鳖灵，委国授鳖灵而去，如尧之禅舜。”《华阳国志》记为：望帝“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
尧舜禅让，是公元前22世纪原始社会中部族联盟制度的反映；春秋时期的蜀国，已进入奴隶制时期，不可能再有真正的禅让，但所有文献都这样说，应该是当时的历史事实，不可轻易否定。所谓“禅让”的背景，表明当时王权更迭属于和平过渡，政权交接中没有发生流血冲突。其所以产生这种圆满的结果，分析起来恐怕有四点原因：一是鳖灵族事实上已掌控了蜀国要害；二是鳖灵因治水成功获得了民心；三是望帝的无能和腐败，已使蜀民失望；四是杜宇族与鳖灵族可能原有亲戚关系，政权过渡不存在什么障碍。当初杜宇建国，曾得过朱提梁氏的帮助，而且结成婚姻；朱提的地理位置又与鄨地贴近，梁氏或许与鳖氏同属一个大的部族。
鳖灵受禅是在公元前7世纪中叶，正当周襄王继位之时，襄王之弟叔带勾结戎狄举兵夺位，靠霸主齐桓公维持王室的安定。中原的客观形势不可能顾及西蜀政权的变化，因此鳖灵建立开明王朝，获得有利的时机。
从王号的确定，可以看出鳖灵此人甚有心计：位号“开明”有延续古族传统之意，自称“丛帝”显然想遥承先王蚕丛血脉。在接受中原文化方面，表现也较明显，例如推行的巴蜀文字中采用汉字，最典型的是印章中众多的“王”字。许多学者早就注意到“王”字上面两横靠拢，下面一横拉开，充分具有汉字的特征。最令人瞩目的是，巴蜀印章上往往两个“王”字并列，这在中原“人无二王”政治理念下决不允许。笔者以为，这一举措意在宣示杜宇和开明两个王朝并立，用以收买民心。前述新都马家场蜀王墓出土的开明王玺，印文中有两个并立的图像，也有同样用意。两朝政权和平过渡的宣传，延续了很多代，直到后来郫县望丛祠二帝陵墓相邻，都是这一宣传的后续效果。
蜀民的忠君思想相当浓厚，前王望帝退位后，传说他变成杜鹃鸟，《蜀王本纪》等文献说：蜀人一听见杜鹃鸟叫，便纷纷声称望帝回来了，甚至还要跪拜。《华阳国志》还说“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可见蜀人对杜宇王朝眷恋之深。由此可见，开明王朝不采取两朝并存的说法是无法获得人心的。马家场蜀王墓出土一件漆耳杯，内有巴蜀文字为两个相向的蝌蚪形，下边两道波纹。笔者根据20世纪50年代巴县冬笋坝50号墓出土的3件长方印，两件印文为汉字“中仁”，另一件两个巴蜀文字亦应为此二字；而读为“仁”的字正是两个相向的蝌蚪形，故漆耳杯上所书即“仁”字。由两个人形组成的汉字，二人向左并列者为“从”，向右并列者为“比”，二人相背者为“北”，二人颠倒者为“化”。照理说“仁”应是二人相对之形，由于怕与上述那些字混淆，采取“人”字加重文符号的办法，打两个点，构成“仁”字。在巴蜀文字中，人形写作圆圈带尾的蝌蚪形，正以二人相对之形来写“仁”字，不存在其他双人构字的干扰。应当指出，巴蜀“仁”字不仅写在漆器上，铜印上更是屡见不鲜。开明王朝写这字的目的，恐怕并非接受儒家仁道学说，用意仍在强调二王并存的政治理念。
四、治水问题
鳖灵治水事迹，无疑是春秋时期西蜀一件大事，其背景是成都平原洪涝成灾。《太平御览》卷八百八十八引《蜀王本纪》：“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水，使鳖灵决玉山。民得陆处。”而《水经注》引《本蜀论》则作“时巫山峡而蜀水不流，帝使令凿巫峡通水，蜀得陆处。”《太平御览》卷五十六引《风俗通》亦谓“鄨令凿巫山，然后蜀得陆处。”邓少琴《蜀故新诠》以为两书“巫”字皆“玉”字之误。[10]
《华阳国志·蜀志》记为“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
笔者曾论证诸说，认为出水山名皆属误传，但灾害性质有三条史实十分明朗：一是壅江不流；二是蜀民不能“陆处”；三是鳖灵治水手段各书均称为“决”；因此必然是盆地泄水尾闾堵塞，造成长期内涝，只有采取疏导方法排除渍水，才能解困。按这一思路，借助民间传说，可以恢复这段湮失的历史。[11]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记有“鳖灵迹，在金堂峡南岸，去怀安军二十余里。石门有巨迹三四尺，旁大刻‘鳖灵迹’三字。”宋怀安治所在今四川金堂淮口镇，位于沱江金堂峡出口处。这一峡谷呈S形，长约12公里，所以鳖灵迹大概就在离峡口不远的地方。据说峡口右岸云顶山和左岸炮台山，山腰岸石上各有一个脚印，上世纪初犹存。笔者调查过当地传说，略谓峡口堵塞，洪水不能宣泄，鳖灵一脚蹬云顶山，一脚蹬炮台山，猛然发力，将口门扩展，洪水泄出，涝渍顿消，于是山坡上留下了他的脚印。前代方志上也有这种说法，如《舆地纪胜》引《华阳国志》佚文“蜀地潴水。鳖灵遂凿巫山峡，开广汉金堂江，民得安居。”五代杜光庭《仙传拾遗》亦有“（望帝）闻鳖灵有术，使决金堂山、瞿唐峡，导水东注，复旧所，人得陆处。”《蜀中名胜记》引《图经》“（金堂）峡口，相传为鳖灵所凿。”均表明鳖灵所决的地方，就是沱江金堂峡。
成都平原西北高，东南低，龙泉山脉像一道门槛挡住平原水流。位置最低的金堂峡，是泄水的重要孔道，但峡口窄处仅200米，两岸岩石破碎，受地震影响常有岩崩，所以河道中堆积着大大小小的孤石，不计其数。如果发生特大洪水，不但冲刷岸坡使崩石增加，而且洪水还会将上游大量沙石和杂物卷入峡口，造成严重堵塞。洪水不能下泄，就会蓄积在平原区内；若不及时治理，平原内积水便一天天加深，淹泛区一天天扩大，使蜀民生活在水潦之中，极端困苦。能够危及杜宇王朝生存的灾难，莫此为剧。旧友沈定忠利用峡内三皇庙水文站资料得知沱江每年来水量最大可达110亿立方米。如果峡口堵塞，这些水流不出去，一年之内可以淹没广汉城区和青白江区的日新；第二年可以淹到广汉三星堆，新都新店子、弥牟；第三年就淹到德阳和新都城区，成都也岌岌可危。[12]1986年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在三星堆作考古发掘时，将地下2.5米厚的文化堆积分为16层，其中第8层相当于商末周初；第7层相当于东周，那是一层水平状的青灰色粘土，包含物极少，应属特大洪水遗迹。这就证实了鳖灵治理金堂峡的可信性。
五、王朝史迹
开明王朝史迹，《史记》和《华阳国志》记载较多。鳖灵是开明一世，王朝即为杜宇王朝的郫城，但并非今天的郫县，而是彭州山区与平原间的过渡地带。《太平寰宇记》引《蜀王本纪》说“本治广都樊乡”，广都后来作为双流的古称，但樊乡却不在今双流境内。今人以为“樊”、“繁”古音相同可通，而古代繁地实为彭州蒙阳、竹瓦一带。秦灭蜀时，末代太子退至“逄乡，死于白鹿山。”白鹿山即在彭州，而逄乡与樊乡当为一地。[13]
鉴于洪水威胁，开明王都没有修筑土城墙，而是用木栅来个大包围。《禽经》引李膺《蜀志》“：蜀人住江南，羌住城北。始立木栅，周三十里。”所谓“江”，应指沱江上源湔江，位于彭州域内。王都面积不小，大约有10平方公里。
开明王朝前期轰轰烈烈。《华阳国志》说“：丛帝生卢帝。卢帝攻秦，至雍。生保子帝。帝攻青衣，雄张獠、僰。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开明二世称为卢帝，《路史》写作芦帝、芦子霸王；三世称为保子帝。书中又提到，蜀王各代都没有谥号，宗庙里用“青、赤、黑、黄、白”五种颜色来表示。笔者根据汉代人皆云蜀人自称黄帝子孙一说，猜想这“黄帝”并非中原那个黄帝，而指鳖灵。如果按上述五色顺序，则轮到九世正是赤帝，所以“尚赤”。
关于二世卢帝“攻秦至雍”一事，雍地在今陕西凤翔附近，几乎是秦国的心脏，应属重大战绩，但《史记》未载。蒙文通教授用类比法推测，因开明十二世与秦惠文王同时，故上推11代到秦悼公，应即与卢帝同时，那时正是《史记》所谓“诸侯卑秦”的时期，秦军根本不堪一击。[14]由此得知，此时约在公元前600年左右。三世保子帝再在其父的战功基础上向南扩张，成为西南一霸。
四世名号无考。到了五世，国力显见削弱，《后汉书·张衡传》注引《纪》：“下至五世开明尚，始去帝号，复称王也。”《吕氏春秋·简选》讲吴王阖闾向外扩张，攻击楚国五战五捷，后来“西伐至于巴蜀”；这是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的事。《史记·秦本纪》说厉共公二年（公元前475年）“蜀人来赂”，表明开明尚向北方的秦国进贡，大概想借此抵御东吴的入侵。《通志·氏族略》引《荆州记》有条史料：“昔蜀王栾君王巴蜀。王见廪君兵强，结好饮宴。以税氏五十人遗廪君。”如果按五色帝号的排列，开明尚应属黑色，“栾君”字音在羌藏语系中有黑色之意，可能就是开明尚，他的称呼“君”又比“王”低了一个等次，但仍然属于奴隶主。
大约过了100年之后，估计已度过3代，到了开明八世时期，国力居然大为恢复，再次强大起来。《史记·六国年表》秦惠公十三年（公元前387年）“蜀取我南郑”，表明蜀人打过了秦岭。《太平御览》卷八百八十八引《蜀王本纪》“蜀王从万余人东猎褒谷，卒见秦惠王”，似乎就指蜀王伐秦的事。带领上万人去打猎，恐怕不可能，实际上是一场争地之战；而“秦惠王”则疑为秦惠公之误。《蜀王本纪》又言“蜀王据有巴蜀之地”，于是有了向东扩张的条件。《史记·楚世家》记楚肃王四年（公元前377年）“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扞关以距之。”兹方约在湖北松滋一带，可见此时蜀军已占领楚国西陲。前述新都马家场蜀王墓，笔者疑为开明八世之墓，因墓中出土铜鼎有铭为“邵之食鼎”，笔者推测“邵”乃开明八世之名。[15]
开明九世的重大业绩，是定鼎成都赤里街，其地名亦为尚赤的表现。《路史·余论》“开明子孙，八代都郫。九世至开明尚，始去帝号，称王。治成都。”《华阳国志》记为“开明王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这话有两种理解方式，一是蜀王因梦迁都；二是把“梦郭”当作一个地名。笔者认同后一说法，因楚语“梦”为水泽之意，所以“梦郭”意为水淹的城市。郫邑之名有卑下之义，可能经常受淹，故有迁移的必要。九世开明尚与五世同名，想是译音不审之故。开明九世不仅迁都，还建立宗庙，制礼作乐，正式接受中原文化。2000年7月，成都商业街58号院发现开明王朝陵墓即可作证。现地下墓坑中尚存船棺9具、独木棺8具，均受到严重的盗掘破坏。如果不被破坏的话，葬具可达32具以上。出土的几具大型船棺长10.3~11.3米，直径1.6~1.7米，连同棺盖高达2米；除蜀王外恐无人能够享有。有一具被破坏的船棺更大，长达18.8米，加工极为规整。当初在墓坑填平后，还建有地面建筑“前朝后寝”，应是用以祭祀的宗庙。考古者发现所有棺木都是一次性埋入，但找到骨骸的5具船棺内，皆为二次葬式（捡骨葬），表明其尸骨均从他处移来；只有5具独木棺（包括匣形棺）属于陪葬或殉葬者，为一次葬，当时就埋到那里。考古人士推测此种现象，应与开明王朝自郫县（或樊乡）迁都至成都有关。
墓坑中部横有一根近14米长的方木，将坑分为南北两部，北半部现有1、2、12号大型船棺尚存。从残存的迹象可以看出，中央尚有4具已遭损毁。南半部的右方，残存特大的13号船棺。其余部分看不出有大型船棺的空缺位置。因此整个墓坑应该安排8具大型船棺，对应于8代蜀王。那开明八世的葬具，应当就是这13号特大船棺，亦即“今王”开明九世的生父，故规格远胜前代。正因为此棺过分豪华，随葬品一定格外丰富，所以盗墓贼破坏得最为彻底。估计当时开明九世打开新都马家蜀墓，将八世遗骨捡出，迁至商业街，原墓里的棺椁器物并没有移动，仍保留旧有陵寝，以备追思。
开明九世以后，王朝还有3代，大都是些败家子。见于文献的事迹，仅是些建七宝楼，造鹦鹉舟，娶武都女，纳秦美人等享乐事件。秦惠文王即位之年（公元前337年），《史记》即称“蜀人来朝”，故开明末代早已屈服于秦。
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公元前316年），大举灭蜀，闪电式地解决战斗。《华阳国志》说：当年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蜀王自于葭萌拒之；败绩。王遁走至武阳，为秦军所害。“”冬十月，蜀平。”充分证明开明十二世简直没有出息。不过，这时另一支开明力量却南下返还故里，由于仍然受到秦军的追杀，最后的三万人，一直跑到交趾，即今越南境内，才立住足。《水经注·叶榆水》引晋《交州外域志》“：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随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雒将铜印青绶。”“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侯，服诸雒将。蜀王子因称为安阳王。”蒙文通教授认为，安阳王就是开明王的音转。所以，开明王朝在越南立定了脚跟，一直坚持到西汉，延续了100多年。后来南越王尉佗率兵打败了末代的安阳王，这群开明子孙只好“下船径出于海”，在海上去寻找生路。
注释：
[10]参见邓少琴：《巴蜀史迹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1]参见冯广宏：《洪水传说与鳖灵治水，》《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版。
[12]参见沈定忠：《鳖灵决玉山辩疑》，《成都水利》1991年第1期。
[13]参见庄巨川、林法仁：《瞿上新探》，《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版。
[14]参见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古族甄微》，巴蜀书社1993年。
[15]参见冯广宏、王家祐：《邵之食鼎疑辨》，《四川文物》1997年第1期。
作者：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