郫县古城
宝墩是我们能接触到的关于成都平原文明起源的最古老章节。4500年前，一支部落迁徙到成都平原，并在这里留下了文明的痕迹。在同纬度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古埃及，国家和青铜此刻已经出现；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也发现了铜。宝墩人的文明历程远远落在了后面。更令人吃惊的是，考古发掘显示，宝墩人在成都平原上的800年，并没有明显的进步，有的只是周而复始的迁徙，他们究竟为何如此频繁地迁徙？
萧易
郫县古城和它的邻居
2005年11月的一天，我来到郫县古城镇指路村，想看一看著名的考古遗址――郫县古城大房址，却被意外告知，早在几年前，大房址已经原土回填。
成都到指路村的路并不好走，这里尚未通公路，车在崎岖不平的田埂路上熄了两次火，这座村庄并没有因为古城的发现而有所改变。指路村村民何孝成告诉我，考古学家在这里发掘完成后，为了保护遗址，决定原土回填。站在村头放眼望去，四周全是麦田和菜畦，风景并不宜人。很难想象，在4000多年前,这里竟然是全中国最为繁华的几个古城之一。
从何孝成家出门向左拐，走不上几步路，就是大房址所在地。周围的村民七嘴八舌地向我描述他们曾经看到的一切：“坑里的房子抵得上5户人家的院子”，“大概有2亩地那么大”。几年前，考古学家告诉何孝成，他家麦田下面，有一座距今4500－3700多年的神庙，这座面积达550平方米的房址是宝墩人一处祭祀、集会的中心。如此巨大的面积使得同时期的古城望尘莫及。在属于它的时代湮灭后，它在地下沉寂了4000年之久。
1998年，成都市考古队对这处遗址进行了全面挖掘。指路村5组的村民被全体动员参加挖掘，何孝成被分到了自家的田里，他一锹一锹地把土铲出去。平时他干农活，从来没有把地翻这么深过。
此后的一个月何孝成和村民们一起在田里挖土。在挖到1人深的时候，他惊奇地发现，一条白色的碎石路在坑中隐约可见，圈成一个长方形，中间等距离分布着5个用竹编围成的卵石台基。这正是考古学家所期待的――5个台基代表着5个祭台，这里曾经是宝墩人的神庙。面对着这些台基，我们不难想象出这里曾经有过的仪式和辉煌。
何孝成菜地旁的田埂上，至今仍然可以看到一根水泥桩。这根水泥桩所处的位置，是整个郫县古城遗址的中心。站在这个中心，向东，向南，向西，向北望去，你还能看到一截截的古城墙。这些城墙的修筑者，便是那些早已消失在历史中的宝墩人，他们是成都平原文明的奠基者。
平原上的六座城
我们说的文明起源，并不是说宝墩人已经达到了文明的程度。按照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观点，文明的起源其实是一种最初的社会形态。这种社会形态恰如星星之火一样，可以迅速燎原成辉煌的文明。汤因比在《历史研究》“古代中国文明的起源”一章中，曾经有过这样的论断：”黄河下游的中国祖先们，面对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的挑战严重得多，比起长江流域，他们遇到了一种挑战，所以才创造了文明。”而现在看来，汤因比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在中国并不适用。考古发现显示：水土丰茂的长江流域也能产生文明，诸如郫县古城。
像郫县古城这样的史前遗址在成都平原上并不少见，已经发现的新津宝墩遗址、温江鱼凫城遗址、都江堰芒城遗址、崇州市双河遗址和紫竹遗址、郫县古城6座。这其中，面积最大的是新津宝墩遗址。遗址城墙周长3200米，宽约25米、高5米，面积有60万平方米，几乎是郫县古城的一倍。这个面积，甚至已经远远超过了商朝方国的都城，盘龙古城是商的一个方国，其面积仅有7万平方米，山西夏县东下冯商城还要略小。宝墩人的城址面积之大，跟数百年后的商朝方国比起来，优势仍然如此明显。
如汤因比所言，此时，黄河中下游一带的古人已经开始了他们的文明历程。按照古地理的划分，他们活动的区域，与中国古史中传说时代至历史早期的主要部落和民族的活动区域差不多：黄河中游的华夏地带５座、下游的东夷地区14座、长江中游的荆楚地区５座、上游的梁蜀故地５座、下游吴越地区也有数座相当于城市的遗迹。考古学上称他们为龙山人。考古资料显示，他们已经过上定居生活，并以种植粟、黍和水稻为生。
从传说时代到历史早期是一个战争频发的时代。部落之间经常相互掠夺，厮杀攻打。这大抵是生活的需要。历史上，从狩猎向农耕转变期间，野兽数量急剧减少，人类有一个异常困难的阶段，掌握农耕技术的部落开始安定下来，继续狩猎的部落经常挨饿，于是挑起战争掠夺。战争一来，不但部落成员遭殃，原本安静祥和的村落也屡遭破坏。龙山人只得搬到山上居住。他们还不放心，就夯筑城墙。山上石块很多，他们捡回来，垒积起来，中间填上坚硬的黄土；城墙下面则是用大石头和大石片垒成的一层护坡，护坡下面还有壕沟，只留一条小路通往山下，敌人即使来了，也只能望城兴叹。
在山上居住多有不便，建房子是不大可行的，龙山古人就开挖窑洞。窑洞冬暖夏凉，是不错的房间。他们的窑洞围着山腰掏了一圈，错落有致，甚至可以相互串门。一般两家共用一个庭院。窑洞地上铺着石板，过道上有立柱。当时的有钱人还会用柳条拍打墙壁。龙山古人最大的成就，是发明了青铜器。他们已经掌握了铜的冶炼方法，并炼了很多铜渣、铜块出来。不过，他们似乎并不擅长于制造青铜器，很多铜都浪费了。
跟汤因比所推崇的龙山人相比，宝墩人在成都平原上的生活又是怎样的一幅蓝图？
宝墩人的生活风情
4000多年前，这群谜一样的古蜀人出现在了成都平原上。不过，谁也不能解释他们来自何方、属于哪个民族。考古学家曾经设想了两个可能的宝墩人的来源：一是营盘山下来的古羌人，二是土著濮人。不过，这两个假设都缺乏考古证据。从宝墩时期的古城遗址和出土文物上，我们还能还原出他们曾经有过的画面。
成都平原到处是台地，水土肥沃。新石器时期，农耕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出现，宝墩人无疑也应该掌握了耕作技术。成都平原森林茂盛，原始耕地却不多。宝墩人就自己开辟田地。石斧、石凿难以开凿森林，他们就放火烧。后来他们发现，烧过的庄稼地一般都长得很好。这个经验很宝贵，他们据此开采了不少森林，庄稼也越长越好。不过，这个看似省事的发现日后将成为宝墩人进步的最大阻力。
耕作之余，宝墩人也狩猎。从出土的文物看，当时他们多使用石箭、石镖。在石箭、石镖上凿个洞，系根绳，埋伏在丛林中，看到猎物，飞也似的甩过去，猎物往往一击致命。比起原始的狩猎方式，宝墩人的狩猎既安全效率又高。
森林中走兽繁多，一不小心就有宝墩人被叼走；没有消退完的洪水也时时威胁着他们的部落。宝墩人决定修筑城墙，挡住野兽和洪水。他们从森林里担土，从河流里挑捡鹅卵石，堆在一起夯筑城墙。两拨人分别从外边和里边垒土，另一些人斜向拍打。城墙上窄下宽，很是坚固。他们见这个方法不错，又在其它三边如法炮制。城墙外的河流，是天然的护城河。城墙筑成后，宝墩人的生活慢慢变得有规律起来，他们大概安居了有一、两百年之久。
有了围墙，宝墩人生活的地方愈来愈像一个村落。成都平原上少有山洞，宝墩人就建造房屋。他们先从森林里砍伐树木，有的做地基，有的做房梁，把房屋结构搭出来；尔后，用茅草盖在上面，最后再用泥巴严严实实地敷起来。这便是史书里说的“木骨泥墙”。这种结构，新石器时期在黄河流域、长江上游广为流行（长江下游的古人多用干阑式结构）。“木骨泥墙”的房子既结实耐用，又能避风遮雨，是宝墩人理想的居室。他们的手艺后来进步不小，已经3间、5间一起盖了。
祭祀是全族的头等大事，宝墩人相信死去的祖先和天上神灵能够给他们带来某种玄妙的力量。为此，他们特地在村落中间修了一间550平方米的神庙，当作集会和祭祀的场所。不过，比起著名的印度太阳神庙和古希腊阿耳忒弥斯神庙，宝墩人的神庙还显得简陋，考古学家并没有在这里发现远古的祭祀工具，只有五个用竹编围成的卵石台基等距离分布在房址中央。显然，这些卵石台基是5个祭祀台。在黎巴嫩著名的巴勒贝克神庙中，也有一块高达5米的祭台，宝墩人的祭台是否曾有如此的壮观？
无奈的迁徙者
安静的平原生活刚刚开始，就陆续有宝墩人向酋长汇报：耕地里的庄稼结出来的稻穗越来越小；河流里的鱼越捞越少；森林里的野兽几乎看不到了。宝墩人惊惶失措，以为是自己得罪了鬼怪，这些都是鬼怪的惩罚。他们虔诚的祭祀一点效用也没有。
部落决定离开这个被鬼怪诅咒的地方，继续迁徙。他们当然不知道：部落年复一年的种植使土壤慢慢变得贫瘠，过度的砍伐让森林不再茂盛，无休止的渔猎使得河鱼、走兽来不及繁衍后代。单一的耕作方式违背了自然规律。
部落又开始迁徙。这一次，他们很不舍，因此这里已经有了城墙、耕地和他们的家。他们背起行囊，带着全部家当，又一次踏上征程。所幸，当时的成都平原有很多台地，他们很快又发现了一片水草丰茂、森林密布的台地。卸下行李，宝墩人开始营造自己另一个家园――这对他们来说已经驾轻就熟了：他们先夯筑高大的城墙，然后建造自己的家园。宝墩人的生活终于又慢慢回到了从前。
然而，这也远远不是终点。又过了一、二百年，这里的耕地也慢慢变得贫瘠，森林里的走兽一如既往地开始减少。祖先的恐惧又降临到宝墩人身上。他们又开始了另一次迁徙。历史上，他们至少迁徙了6次，从新津宝墩古城，到温江鱼凫城，到郫县古城，到崇州双河古城、紫竹古城，到都江堰芒城遗址。每一处，他们都给后人留下了高大的城墙和彩色的陶器。
无休止迁徙的直接后果是：老是忙于迁徙和建筑家园的宝墩人忘记了革新他们手中的工具，他们用不着任何进步，单纯的迁徙便可以使他们的生活回到从前，水土丰茂的成都平原成为了他们永远离不开的温床。然而，对于文明来说，这是毁灭性的，文明最终停滞在了成都平原上。在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1700年间，文明开始起源却没有任何发展，宝墩人写下了一首长达800年的拓荒史诗。他们却终究只是拓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