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明新考（上）
一、名号来源
古蜀国有五个王朝，开明是最后一个。“开明”放在五朝末尾，始见于晋左思《蜀都赋》刘逵注引《蜀王本纪》：“蜀王之先，名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开明。”[1]开明”一词，最早见于《山海经》。
《山海经·海内南经》实际上是一篇图说，按上古《海内图》“东南陬”向西讲起，图上画的“苍梧之山”相当于今天广西地域，那里有舜的葬地，标志性动物“狌狌（猩猩）”在“舜葬西”。其西北画着“犀牛”；“狌狌”西边有弱水，是“窫窳”的居地；弱水上画着“建木”，渐渐到了川楚界上。“氐人国”在建木西边，“巴蛇食象”在犀牛西边，已经进入川渝地区；画的“旄马”位于“巴蛇西北、高山南”，显然到了四川岷江上游、岷山山区。再往下说，有“匈奴、开题之国、列人之国，并在西北”；大概到了图的边缘，材料不很翔实，只讲个大概。下面接着的《海内西经》是《海内图》“西南陬”北边情况，由于文本错简严重，胡乱插进些其他材料。比较清楚的是“疏属之山”在开题西北“，后稷之葬”在氐国之西。图上最西北的地方画着“海内昆仑之虚”，其南画有“深三百仞”的“渊 ”，那里是“开明兽”活动的范围。图上的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题图）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这样的动物，所以只能理解为以此为族徽的部落。[2]因为这里出现了“开明”字样，许多学者都认为它与古蜀开明王朝有关。地理线索能够证实这一点。开明兽地区西、东、南三面，《海内西经》上都叙述了不少地理标志，所以定位并不困难。
开明西边有“凤凰、鸾鸟”，《海内经》补充说这些动物出在“西南黑水之间”的“都广之野”，后稷葬就在那里；靠近氐国，已经进入四川盆地乃至成都平原了。而“青水、黑水之间”又有若水，根据《水经注》若水应该是现在的雅砻江，那里有“禺中之国”、“列襄之国”和“灵山”，延伸出去就是九丘、建木、窫窳、猩猩和西南的“巴国”。这分明是从盆地丘陵区西北讲到东南。
开明东边主要标志是群巫夹着窫窳之尸，推想那里约在巫山一带。
开明南边主要标志是“六首”的“树鸟”。此鸟在《大荒西经》里写作“鸀鸟”，正是“身黄、赤足，六首”；由于鸟名从“蜀”，明显与蜀地有关，而且那里还有“大巫山”。前文又讲到“鱼妇”和“互人之国”，鱼妇无疑是指鱼凫，而“互”字古今注家皆以为是“氐”字之误。
开明北边是哪里？当然就是“海内昆仑”了。王家祐认为便是现在的岷山。照此看来，上古时代的开明兽地域应以岷山、九顶山为中心。在这片广阔的山区，很早便有以九头动物为徽记的“开明”部落作为根据地。那是什么年代的事情？需要做一些考证。具体时间的推断，可以将《海内西经》和《大荒西经》比较一下。《大荒西经》中记有“夏后开”在天穆之野“始歌九招”，而《海内西经》则说“夏后启”在大乐之野“舞九代”，显然讲的是同一件事，文字略有歧异。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初步结果，夏启建国约在公元前2070年。夏代人以忠朴为特点，尊重国君，热中避讳，在进行文字记录时便将“启”写作“开”。[3]根据这一点可以证明《大荒西经》是夏代人记的，而记录开明兽的《海内西经》却没有避讳，所以是夏代以前的人记的。那么古老的“开明”部落，就应该活动在夏代以前的新石器时代了。而且“，开明”就是“开明”，也不存在写“开”写“启”的问题。
古蜀开明王朝结束于公元前316年，史有明文，王朝传12代，历时约350年，时间跨度从春秋到战国。这一王朝与九头兽的“开明”部落相距将近2000 年，不可能有传承关系；而且开明王朝已经在使用“巴蜀文字”，迄今发现表示族徽的图像文字中，并没有九头兽的形象，所以他们之间也不存在亲缘关系。其所以采用这一名号，可能是缅怀远古在此发祥的原始开明氏族。
1980年3月，新都马家场发现战国早中期蜀王墓，腰坑中有随葬铜器188件，许多器物或两件一组，或5件一组。其中成组的三类无胡戈、中胡三穿戈、刀、钺、斧、曲头斤、两类斤、凿、削、雕刀上，每件上面都不厌其烦地刻着同一形态的巴蜀文字。如果此字用于说明器物的品名，就不应该用同一个字，因此考古人士认为是族徽。
笔者根据中原金文，曾将此字释读为“开明”[4]。由于马家场蜀王墓中，出土铜鼎中有一件刻有篆文“邵之食鼎”四字，可证当时蜀国既使用巴蜀文字，也同时采用古汉字，所以有互相比较的基础，可以找出相互借鉴的线索。墓里还出土一件铜方印，印文十分特殊，中间是一块横放的带三星图案的长圭将左右两人联在一起，构成一个“门”形，下面空处放有一个带夸张耳部的罍形物。印文上部中央是个铠甲形状的图像，左右两边各有一个“牙璋”图像。这一牙璋文字《金文编》所录“父癸鼎”上亦有，过去多释为铎，不确。铎是铃一类有舌响器，而不是打击响器，表面没有乳钉；有乳钉的应是钟类，但钟总是悬着的，不会倒置。牙璋端部分叉，根部有齿，与图像符合。成组器物上所刻的同一文字，显然是把印文中的铠甲形图像左右加上长杖，以象征印上那两个人；右下方则增加一个带斜线的小方块，概括印上的其他图形含义。
铠甲形加左右杖的蜀字，释读为“开”，一是形近，春秋战国时汉字还不太规范，至今出土的竹帛书中，仍能见到形近借用的字；汉字繁体“開”从门从开，与蜀字的门形加许多方格的写法十分接近，可拟为“开”；二是音同，铠甲之“铠”与“开”字音近，同音假借也是当时盛行的风气。下方带斜线小方块为窗户形象，古汉字即读为“明”。因此这一蜀字释为“开明”，就解决了成组器物上全部刻有此字的原由。同时，铜方印释为开明王玺，也非常顺理成章。推论至此，得知开明王朝采用这一称号，既有远古蜀地古族的渊源，又能表明开明蜀国愿意接受中原文化。所以“开明”一语的读音，蜀语应与中原相同。
二、鳖地考察
开创土朝的开明一世，名为“鳖灵”。宋《太平御览》卷八白八十八引《蜀土本纪》有详细说明:“望帝积白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至蜀，复生。蜀土以为相。”国撇开神话暂不研究，首先得知鳖灵本为荆人。《水经注》引东汉来敏《本蜀论》说同，而将鳖灵写作“鳖令”:“荆人鳖令死，其尸随水上，荆人求之不得。令至汉山下，复生。起见望帝。”张衡《思玄赋》也说“鳖令噎而尸亡”;但《太平御览》卷五十六引东汉应肋《风俗通》却写成 “瞥令”:“荆瞥令死，尸随水上，荆人求之不得也。瞥令至崛山下，已复生，起见蜀望帝。”北魏阐驯《十三州志》则写成“鳖冷”:“时荆地有一死者，名鳖冷。其尸亡至汉山，却是更生，见望帝。以为蜀才目。”
鳖灵、鳖令、鳖冷音近字不同，皆因译语之故。“鄨令”一词中“鄨”是地名，而“令”则为首长。所以鳖灵这一称呼，意指鄨地首领的意思。那么，鳖灵的故居很可能便在鄨地了，其地实有详细考证的必要。
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在西南设立犍为郡，郡治即在鄨县；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郡治移至南广；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设立牂柯郡，鄨县分属牂柯郡。《汉书·地理志》牂柯郡鄨县记有：“不狼山，鄨水所出，东入沅（江）。过郡二，行七百三十里。”《华阳国志·南中志》也记有同样内容“:鄨县，故犍为郡城也。不狼山出鄨水，入沅。”
找到这鄨水位置，鄨县所在就不难确定。《汉书·地理志》明确了三个条件：一是鄨水向东流；二是属沅江支流；三是河长730汉里，约370公里左右，跨越两郡。按湖南沅江基本上从南向北流，东流入沅而河长符合条件的只有清水和水两条。[6]其中清水江发源于贵州都匀，其上源古有“邦水”之称，与“鄨水”字音相近；而且清江跨越汉代牂柯、武陵两郡。《读史方舆纪要·方舆全图总说》所绘明末贵州省图上，清江源头处注有“补林山”地名，也与“不狼山”音近。据此笔者认为：鄨水应该就是现在的清水江。
《汉书·地理志》还有两条与鄨县有关的记载：一是犍为郡符县“温水，南至鄨（县），入黚水。黚水，亦南至鄨（县），入江。”符县即今四川合江，汇入长江的河流全都北流，而温水和黚水是南流的河，那就只能进入乌江，所以“江”是指延江，就是现在的乌江。这两条河应是贵州桐梓、遵义东边的湘江支流，而湘江应包括在鄨县境内。二是犍为郡汉阳县“山闟谷，汉水所出，东至鄨（县），入延（江）。”汉阳位于贵州威宁东部，山闟谷是现在的草海，汉水应为发源于草海的三岔河，向东流至安顺附近折向东北，改称鸭池河，进入乌江。所以鄨县也包括贵州安顺这一段。
照此看来，汉代的鄨县可以北达桐梓、遵义，南近贵阳，西抵黔西、安顺，东至镇远、剑河，南北不下150余公里，东西不下200余公里，幅员十分广阔，显然是由上古邦国演化而来的县。[7]《说文解字》“鄨，牂柯县。”清段玉裁注“：牂柯郡，武帝元鼎六年开”；“鄨字必其时所制”。这个从“邑”的字是设县时新造的，原字实际上是“鳖”。1983年成都三洞桥发现一件战国时期的铜勺，勺面刻有5个图像文字，中间就是一鳖；右边的鱼和蝌蚪形，是鱼凫徽记；左边的鸟应是杜宇徽记；所以鳖就该是开明族的徽记了。峨眉符溪出土的铜矛上，有一件上面刻着高举右手的双髻悬刀人像，下边刻有一鳖，鳖尾有一太阳图形，太阳显然是象征“明”字。
笔者发现不狼山这一古名，好像是“鳖灵山”的音变，而且附近这类山名还有不少，如印江的武陵山，余庆的佛顶山，都匀的补林山，皆有近于鳖灵的音。这些，都可以作为鳖灵发祥于鳖地的旁证。鄨地的西北部，是古代僰族领地。长江边的四川宜宾，汉代称为僰道（邑有蛮夷曰道），曾经是犍为郡治。《水经注·江水》“县本僰人居之。”重庆市所属江津，在綦江汇入长江处，《南齐书》、《北周书》都称之为僰口。《吕氏春秋·恃君览》有“僰人野人，编笮之川”之说；可见僰族来历相当古老。鄨地的东北部，是古代巴族领地。沅江与湘江之间的古族，旧称百濮。濮、巴、僰、鄨这些古族，活动在长江南岸的乌江、赤水、沅江、汉江等流域，族名发音相近，不排除同出一源。这一地区，因汉水与长江之间有荆山古名，被中原人称为“荆蛮”之地，很自然地统称其人为荆人。
鳖灵属于荆人，本族自己也承认其事。《华阳国志·蜀志》记开明九世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8]蜀王朝学习中原礼制，奏的乐曲名为《荆人》，与《诗经·颂》中殷商奏《玄鸟》、鲁国奏《閟宫》有同样用意，证明鳖灵确属荆人。古文献中荆与楚经常混用或联用；[9]但称楚人为荆，常带着贬义。《公羊·庄公十年》“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国，贬之若荆州之夷然也。”《穀梁·庄公十四年》“荆，楚也。何以谓之荆？狄之也。”近年陕西凤翔出土的西周甲骨卜辞上，有“今秋，楚子来告”，“楚伯迄今秋来白于王”等语，皆尊称为“楚”。据此，可见自认荆人的鳖灵一族与楚族不同，他们与楚国似乎也没有什么血缘纽带，仅是地近而已。
笔者注意到容庚所纂《金文编》中所录的“荆”字，例如过伯簋、师虎簋、驭簋，字形皆从“井”从“刃”，可以隶写为“刱”（并非“创”字），故荆人简写可作 “井人”。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百六十四引《华阳国志》“：荆有一人从井而出，自号鳖灵。”今本无此文。现存《禽经》引李膺《蜀志》也说：“时荆州有一人化，从井中出，名曰鳖灵，于楚身死。尸反溯流上至汶山之阳，忽复生。乃见望帝，立以为相。”罗泌《路史·余论》归纳其说“：鳖令化，从井出。既死，尸逆江至岷山下，起见望帝。”这些都是同一传说的翻版，均由“井人”傅会而来。由此可见，鳖灵族的荆，是从“井”之荆，与楚荆相通之荆，有一定差别。
注释：
［1］［4］宋《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六引文却是：“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折權、鱼易、俾明。”
［2］袁珂《山海经校注》认为守护“海内昆仑之虚”的开明兽，就是《西次三经》昆仑之丘“神陆吾司之”的陆吾；《庄子·大宗师》里写作“肩吾”。其说有误。1．海内昆仑与昆仑并非一地；2．开明是兽，陆吾是神，等级不同；3．开明是九头虎形，陆吾是九尾虎身，样子不同；4．开明和陆吾，字音差别很大，没有合一的基础。肩吾处于大山，即泰山，方位更不对。
［3］今人有疑夏代还没有文字，实系误解。近年发现的文字遗存可以早到新石器时代。
［5］《后汉书·张衡传》李贤注引《蜀王本纪》：“荆人鳖令死，其尸流亡，随江水上至成都，见蜀王杜宇，杜宇立以为相。”按此段文字与《御览》不同，或是摘录大意。
［6］据《长江志·水系篇》初稿说，沅江这一名号，是从湖南境内黔城镇清、二水汇合后算起，上游称为清水江，有两个源头：南源龙头江又叫马尾河，发源于贵州都匀的云雾山鸡冠岭；北源重安江又叫诸梁江，发源于都匀北部杏山；二源汇合后曲折东流，过剑河（柳川）、锦屏（三江）出贵州进入湖南，在黔城与北面南来的水相汇，以下河道才称沅江。
［7］鄨县县治所在地，《读史方舆纪要》记在遵义府桐梓县：“废鄨县，在县北，县以水名。”清洪亮吉、莫与俦、郑珍等皆考为遵义。《中国历史地图集》将鄨县位置绘在贵州遵义，但却将鄨水拟为遵义东边发源于大娄山的湘江，这与《汉书·地理志》《华阳国志·南中志》全然不合：一是湘江向南流而不是东流；二是湘江长度只有清水河的1／3，也不会跨越两郡；三是湘江汇入乌江而不是沅江。其所以发生这样的误会，是由于过分相信《水经注》之故。
［8］刘琳《华阳国志校注》断句为“乐曰荆，人尚赤”，非是。尚赤是全国风俗；器物也尚赤，不止是人。
［9］《说文》“荆，楚木也。”“楚，丛木；一名荆也。”表明两字有转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