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蜀地百年移民潮
萧易
自公元前314年开始，蜀道上出现了络绎不绝的跋涉者，他们之中，有豪强、富贾、罪犯、甚至还有秦相吕不韦。依靠这场持续百年的大迁徙，秦人完成了对蜀地的经济改造，在逐鹿中原征途中无疑已占得先机;而蜀地，也在此时完成了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转变。
公元前314年，战争引发的迁徙
公元前314年已是战国中叶，这一年可谓多事之秋，燕国爆发“子之之乱”，齐国与中山国趁机联合攻燕，燕王与燕太子在动乱中被杀;同年，秦国从东、南、西三面人侵义渠，先后夺得25座城池。而两年前，秦国即以武力剿灭成都平原的古蜀国与三峡一带的巴国，占领了沃野千里的成都平原与巴国的众多盐场，在逐鹿中原的征途中，无疑已占得先机。
而自公元前314年开始，汉中到成都的蜀道上，出现了络绎不绝的跋涉者，他们之中，有秦国百姓、赵国、魏国的达官贵人，还有一些带着镣铐的犯人，你甚至还能看到赫赫有名的秦相吕不韦。对沿途的百姓来说，这早已不是一件稀罕事了，原本杳无人烟的蜀道此时却成了一条繁忙的要道。
公元前316年，秦灭蜀，然而如何对蜀地进行改造，将水土丰饶、百姓富足的蜀地作为大后方，为秦王朝的统一道足割瀑供充足钱粮，显然比战争更令秦人头疼。秦惠文王立蜀侯为傀儡，是为政治改造;筑成都城，移师人蜀，是为军事改造;而延续时间最长，最兴师动众的则是经济改革。此时的秦国正力敌六国之师，急切需要巴、蜀为它的统一道路提供后援。统一是军事实力的角逐，也是国力的比拼，强大的军队加翻享的国力才是真正的王者，移民，便是为经济改革服务的。
鉴于此，秦惠文王一纸令下:六国王公贵族、地主富贾，与秦人为敌、不守法纪者，举家迁徙至蜀;秦国国内作奸犯科者，流放至蜀。秦惠文王死后，他的法令被子孙延续下来，《汉书》记载，“秦法:有罪，迁徙之于蜀汉。”长达一个世纪的迁徙，数以万计的移民，构成了一次波澜壮阔的移民浪潮。
关于秦代移民的数目，晋代常璩的《华阳国志》记载数据为“乃移民万家实之”，按古时一家五口计算，大约5万人左右。事实上，这5万人只是先行者而已，直到始皇赢政当政，轰轰烈烈的迁徙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单是谬寡反叛被诛，就有四千门客被流放至蜀。公元前238年，秦相吕不韦坐门客缪毒之过，也被赢政贬居蜀中，绝望之中饮鸿自尽，死在了人蜀途中。
龙门山断裂带上的移民区
移民人蜀，往往还未走到成都，就在中途落户;而六国富贾则选择矿产丰富的地区，比如邛崃就因为盛产一种“大如蒜子，’的铁矿，引来富贾竞相落籍。公元前228年，秦灭赵，赵国以冶铁致富的卓氏与其他商贾被强迁入蜀，商贾不愿意远离家乡，纷纷以财务贿赂官吏，希望居住在蕸萌（今广元一带），不再远迁，惟独氏颇有远见:“此地狭薄。吾闻坟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鹤，至死不饥。民工于市，易贾。”
卓氏夫妻千里迢迢，来到邓峡，见山中多产铁矿，却无人开产，随即大量招揽滇、蜀两地百姓上山产矿，卓氏铸造铁器，只需上缴少许赋税，是一本万利的行当。战国年间，铁器在蜀地尚不流行，卓氏的铁器因而极受蜀地百姓欢迎，卓氏由此富甲天下;鲁国程郑也靠铸铁发家，“富绛公室，豪过田文”，田文就是战国年间三千门客的齐国孟尝君，由此可见卓氏、程郑的派头。而对普通百姓来说，除了远离故乡，他们的生活与从前慰量有太大区别的。到了鳅也，有人分得几亩薄田，日作暮休;有人以经商谋生。慢漫地，他们过上了定居生活，俨然成了半个蜀人。中原的耕作方式与手艺，也随着移民的分布在蜀中渐渐传播开来，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近年来四川发现的秦汉时期的铁制农具，在移民分布的区域往往大量出土。
四川学者郭声波在《四川历史农业地理》一书中，曾对秦国移民分布的地域做过一个统计，“秦代移民在四川的分布是北起今青川、广元、南到荥经、洪雅一带的狭长地区，向东未超过涪江中游和沱江中游”，这个区域正处于“汶川大地震”龙门山断裂带上。
上世纪70年代末，青川郝家坪50号秦墓粗出土了一件《为田律》木牍，这是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由丞相甘茂颁布的耕作律法；而洪雅花溪河古称泾水，跟秦地的径水同名，可能是秦代移民思念故故而命名，可见随着移民入蜀，秦代的律法与风俗也在蜀中蔓延开来。
地处断裂带上的青川、广元、荥经、洪雅等地以山地为主，土著部落势力颇为强大，朝廷的势力难以触及，秦王移民的目的在于用六国豪强牵制土著势力，这里应该是秦人极力想控制的区域;而青川、荣经等地传统农业一直未能得到充分开发，比如荣经大相岭一带的耗牛羌，尚是一个游牧部族，移民带来先进的耕作技术与锋利的铁制农具四川乃至云南也在此时悄然完成了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转变。
四川历史上第一支移民军队
与移民同时来到蜀地的，是大规模的秦国军队。蜀国新亡，迁徙人蜀的豪强、犯人随时可能造反滋事，并不能令秦王完全放心。在秦王授意下，秦将陈壮、张若、张仪先后率大军至蜀。
世人已无法通过史料来获悉这批神秘来客的信息，秦国士兵直到1992年方才揭开他们的神秘面纱。1992年3月，在成都龙泉骆，上百座墓葬井然有序地地排列在近万平方米的区域中。墓主的身份很快水落石出，他们正是200多年前戍守蜀地的秦国士兵。
墓葬分为四个区，可能代表了军队中的不同兵种，朝向正东方二历史上，墓葬的朝向往往能代表死者临终前的某些信仰与愿望，古蜀人的墓葬就是北偏西朝向故土眠山的，而秦正在蜀的东方。
墓葬出士遗物透露了秦国士兵的生前生活。锋利的铜矛是他们的兵器，众多圆底陶罐和尖底盏或许是餐具，锈迹斑斑的“秦半两”零星散落在尸骨旁边，多则二三百枚，少则几枚。墓葬中除了兵器、陶器、钱币，还有镰刀、斧头和凿子。显然，士兵们不但要卫戍蜀地，还需自给自足，从事劳动生产。这并不奇怪，秦始皇曾向岭南派遣过多达50万的戍边部队，这些将士最后几乎通通脱下甲胄，与当地土著融合了。曾经水火不容的蜀人和秦人此时相互影响，敌对早已成了过去，文化的统一和融合才是战争的根本目的。
在秦王朝长达一个世己移民政策的驱使下，一批又一批的六国富商巨贾、罪人、百姓来到蜀地，与此同时，负责戍卫任务的秦国军队也一支支踏上了征途。移民耕作、经商，娶妻、生子，生活很快回到了从前;这些秦国士兵却只能固守在他们的岗位上，征战，和平，征战，和平，在战争与和平的特殊轮回中，成为了孤独的守望者。
公元前280年，秦将司马错率军从陇西出发，经由蜀郡，补充巴蜀兵卒十万，船舶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而下，大举伐楚，并如愿占得楚黔中，秦人通过移民使巴蜀成为其战略后方、进而为征战六国提供后援的计划，最终成为现实，巴蜀的粮草、兵源，成为秦国最为稳定、丰茂的后方。而就蜀地而言，大量移民的进人使得蜀地完成了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转变，中原的文字、语言也在此时被带进了成都平原，巴蜀也第一次由偏安一隅的巴蜀，成为了中国的巴蜀。
来源：时代教育(先锋国家历史)200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