蚕丛氏又是来自何处呢?考古学家普遍认为,早在新石器时代,我国西南地区已有一条南北贯通的氐羌文化走廊,在这个走廊留下了甘青氐羌原始民族南迁的足迹,岷江上游河谷是氐羌文化走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已发掘的石棺葬中,最典型的器物便是马鞍口式的椭圆形双耳罐,这种双耳罐在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常有发现。除此之外,在石棺葬中发现的麻布、羊骨、白色石英石等都与西北的古氐羌文化有关。因此上古时期的甘青地区是创造了石棺葬文化的重要来源区。
生活在蜀山(岷山)崇山峻岭中的蜀人先祖,或翻山越岭,或沿岷江而下,并先后进入了成都平原,继续参与了成都平原文明的创造。
《蜀王本纪》说:“蜀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蔆。后者名曰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而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所谓“三代各数百岁”,四川大学教授蒙文通认为,三代蜀王均为“一代之名,而非一人之名”,蚕丛、柏蔆、鱼凫,不是三个蜀王的名称,而是三代蜀王的称呼。所谓“神化而不死”,许多学者认为,这是指这几代蜀王失国后,皆退隐岷山,后来杜宇立国后,又从大山中迁出这一事实。剥去神话的外衣,这段记载实际反映出蜀族初期的迁徙历史。至于杜宇以前的三王是否具有传承关系则尚不可知。
但总的来看,这三代在文化上的联系还是明显的。广汉三星堆是一个重要的古蜀国遗址,究竟属于哪一代蜀王还不清楚,但完全可能产生于蚕丛氏以后,在已发掘的青铜面具、人像中可以发现一些蚕丛时代的痕迹。
《华阳国志·蜀志》不仅说蚕丛是蜀人的先王,而且说出蚕丛的外部特征是“纵目”,即眼球突出。这一特征,使很多研究者与广汉三星堆出土的凸目面具联系在一起,有学者认为,古代蜀人正是通过制作并供奉这件蚕丛氏的面像,使鱼凫王(此观点认为三星堆是鱼凫时期的遗址)卓有成效地控制了蚕丛氏遗民对其先王的偶像崇拜,从而相当成功地达到了合法统治蚕丛氏遗民的政治目的。
在广汉三星堆遗址1号祭祀坑内有一跪坐人物像,发式似扁高髻,下身穿犊鼻裤,一端系于腰前,另一端则系于背后腰带下,四川师范大学段渝教授认为这“当是蚕丛氏后裔形象”。另据民族学调查结果显示,岷江上游戈基人被称为有尾人,实际上是“衣服制裁,皆有尾形”中的一种(见段渝《从血缘到地缘:古蜀酋邦向国家的演化》)。这种“尾饰”在青海马家窑文化中也有发现,如在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发掘的一座马家窑文化类型的墓中,就发现了一群画有一群有尾人的彩陶,此乃古代氐羌民族的独特风俗。
有学者认为,三星堆出土的玉器和石器材料主要产于川西平原的龙门山等地,特别是石料,其极可能来源于龙门山脉南段,即茂县-汶川-灌县(今都江堰市)一带。
成都平原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古文化,是公元前2000多年的宝墩文化。宝墩文化的典型因素,如陶器流行花边口沿作风、器物装饰盛行绳纹和附加堆纹、石器以小型的磨制斧、锛、凿为主、房屋建筑主要是地面木骨泥墙式建筑等,都已在营盘山文化中出现。岷江上游地区的营盘山文化很可能就是宝墩文化的渊源。
宝墩文化来源于岷江上游的营盘山文化,这也恰好印证了古蜀历史传说。传说蜀人始祖蚕丛兴起于岷江上游河谷地带,后来才迁徙到成都平原。在《蜀王本纪》中记载,“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这是对鱼凫时代为数不多的记载之一。鱼凫即鱼鹰,是一种捕鱼的水鸟,可能是鱼凫部落的图腾,现温江县一带有不少关于鱼凫的故事和遗迹。有学者认为,在成都平原发现的大约3000~4000年前的遗址大多属于鱼凫时代,如广汉三星堆遗址、新津宝墩遗址、郫县三道堰遗址、温江鱼凫城遗址、崇州双河和紫竹遗址等。
三、丛帝的继位及其浪漫传说
蚕丛、柏蔆、鱼凫三代之后是望帝。《蜀王本纪》曰:“时蜀民稀少,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望帝建都在郫县,今郫县望从祠传说是望帝和其继任者从帝的陵墓。李商隐《锦瑟》诗中“望帝春心托杜鹃”的典故便来自望帝与王妃朱利之间的哀怨故事。当时岷江洪水滔滔,望帝派丞相鳖灵治水。一天,望帝出猎,在山野间邂逅美貌的朱利,便命人纳入宫中做王妃。望帝知道朱利是鳖灵的情人后,悔恨交加,便禅让王位于鳖灵,自己却悄悄隐入了都江堰的深山。
鳖灵继位,称丛帝,望帝的禅让使丛帝和朱利都非常感动。望帝在山中由于非常想念朱利,在痛苦和寂寞中郁郁死去,灵魂化作一只杜鹃鸟飞回蜀都,所以望帝的陵墓最初在都江堰,南朝齐明帝时又把望帝陵从都江堰迁至郫县丛帝祠,二陵一处,合称望丛祠。
在杜宇时代,古蜀国的版图已大大扩展,而不局限于成都平原。《华阳国志·蜀志》载杜宇时期的疆域:“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嵋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其中“汶山为畜牧”一句说明蚕丛故地仍是杜宇时代的放牧之地。
近年成都发现的金沙遗址就是古蜀国的重要都邑,其主人究竟是杜宇王朝还是开明王朝,目前尚无定论。但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大都为透闪石玉,经初步鉴定,这些玉石器材料可能来源于成都平原西北边缘山区,如岷江上游汶川、龙溪等地。
如果把蚕丛、鱼凫、杜宇(望帝)生产方式的演变联系起来,便可发现蜀人的祖先从“教民养蚕”的蚕丛到“教民捕鱼”的鱼凫,再到“教民务农”的杜宇和治水的开明,他们都和农业生产有关。
古蜀人从岷江上游地区迁徙到了成都平原,他们在每一次国破家亡的灾难中,迈向了更遥远的他乡。杜宇失国后,避居南方,但也有学者研究认为是迁入了彝族地区。开明王朝被秦所灭后,安阳王子率部三万人更是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迁徙,辗转南迁到达了交趾(越南)之地,在越北高原建立安阳国。大约在公元前180年秋,安阳国被南越国(都城在今广州)赵佗打败,安阳王率余部逃亡海外。越南史书《越史通鉴丛书》记载,赵佗雄据岭南时,“文教振乎象郡,武功慑乎蚕丛”,这里的“蚕丛”,可能就是安阳王所率的蜀人。成都永陵博物馆的徐学书研究员认为,“安阳王本为蚕丛氏蜀人王子,所率军队为蚕丛氏蜀人军队”(参见《江源岷山———中国西南古代文明起源的重要摇篮》一文)。在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部分玉器和越南出土的同时期玉器有较多的相似之处,凹刃凿形器、玉斧形器、有领玉璧形器等与越南青铜时代出土的同类器物非常相似,特别是一件玉斧形器的两侧有二道阴刻线纹的制作方法,此方法仅见于金沙遗址和越南的长晴遗址中,另一件玉斧形器的阑部装饰也几乎完全相同。
古蜀人在今天的成都平原已难觅踪影,但古蜀文明在不断的考古发现中却变得越来越清晰了。蜀地祖先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对我们研究蜀地迁徙的文化寻根有极其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