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测蚕丛、鱼凫一族在蜀历时，约距今6000-4000年;而颛顼族则在4500年前进人平原。
四、长江古荆族溯流北上
2001年，成都西北郊金沙村因房屋建筑挖基，发现大批文物。考古人士将30余件金器、250余件石器、约500件玉器和500件铜器加以清理研究，初步确定其时代与三星堆文化相衔接，约在商末周初(距今3000年左右)。最令人注目的是一件“射鱼纹金带”，上面刻的箭穿鸟身而至鱼头的图象，竟与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金杖图象完全一样，只是中间圆形头象不同;而这一头象又与三星堆一件青铜挂饰相同。金沙近20厘米高的青铜立人像，虽与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大铜立人像大小悬殊，面容有异，但却同样擎起双手，并且手指圈成环状，特别夸大;这种手势，二号坑残缺的象冠人像也与之相同。金沙一件铜眼睛形器，与三星堆众多眼形器有着相似的风格。玉质牙璋阑部刃端有突出的雕饰，在金沙和三星堆都有发现。这些均能说明两处遗址文化上的共性。
与三星堆两坑文物不同之处，在于金沙文物的小型化，完全没有什么重器;而且文化面貌多元。比如金沙高22厘米以上的十节玉琮，与4000年前浙江良渚文化玉琮形制全同。金沙一件璧状连弧四段刃玉斧，见于河南二里头文化。一件4厘米多的铜牛头造型，不少陕西宝鸡出土的铜器上牛头造型与之逼似闷。这种文化多元化的表现，说明了当时蜀地的开放程度。
值得指出的是金沙所出21厘米多长的“双鲟金带”，上面相背刻有两条具有长鼻的白鲟。这类鲟鱼个体很大，动辄身长数米，重达数吨，比较凶猛;渔民称之为“象鱼”，俗云“千斤腊子万斤象”，所谓“腊子”则指中华鲟。白鲟生活在长江广阔的水域中，产卵场在上游宜宾铁炉滩一带;并有每年游弋至东海的习性。这一金带图象提供的信息，表明蜀人中还有来自长江的一族，这是学术界迄今尚未重视到的问题。
对于体型较大的生猛鱼类，难以实施网捕，用弓箭去射应该是较好的办法。三星堆金杖和金沙射鱼金带所表现的语境，就是此种暗示。3500年前三星堆两坑器物的主人，大概就是这射鱼一族。高大伦曾经指出:陕西宝鸡西周弓鱼国墓出土铜器上的“弓鱼”号，其意义与三星堆金杖图象的“矢、鱼”完全一样。弓鱼国墓在宝鸡益门乡茹家庄、竹园沟等地皆有发现，所出铜兵器多与蜀器风格一致;特别是柳叶剑，后来春秋战国时期在蜀中十分流行;说明蜀国与弓鱼国可能有共同的族源网。需要注意的是，茹家庄1、2号墓分别为弓鱼伯和他妻子井姬之墓，两墓各出土一个小型铜人，置于众多铜器的边缘处。弓鱼伯墓铜人高18厘米，是光头无冠的男像，两手夸大，手指圈成环状，举高至右肩以上;井姬墓铜人高11.6厘米，为带山字形发髻的女像，同样两手夸大，手指圈成环状，右手伸向右下，左手举向左上与耳同高。这种特殊的手势，与金沙小铜立人有一致的语境，其渊源则出自三星堆。有这么多共性存在，我们基本可以认定:“弓鱼国”一词，就是三星堆金杖和金沙射鱼金带图象含义的汉字诠释。三星堆器坑主人和金沙部族应该就是那射鱼一族。他们在广汉、成都退却之后，北上陕西投靠周王室，或许就以“蜀”的名义参加了伐纣战争，于是被封为侯伯。卢连成等推测，其领地可能北达渭水，南至嘉陵江上游谷地。
这一族的来源，可从“弓鱼”字的“弓鱼”二字构形来考虑。器铭中此字有时将两个“鱼”重叠在一起，足见着力强调那鱼的威力。尹盛平曾经指出:春秋时吴国铜器铭文中的称号“攻 ”“工 ”“攻吴”，以及《史记·吴太伯世家》《吴越春秋·吴太伯传》太伯的自号“句吴”，与“弓鱼”二字音同字通;因此弓鱼族应是太伯所奔的荆蛮一族。由于竹园沟弓鱼国墓出土板盾12件，疑即后来称为“板盾蛮”的賨人;汉晋宕渠郡汉昌县句氏为大姓，当为其苗裔。这样看来，射鱼族或是起自吴越的古荆族，溯长江西进北上，到达蜀地，深入成都平原。
作为一个旁证，是三星堆器坑中有很多鸟类造型，表明人们崇拜目力锐利、强健有力的鸟类。而三星堆遗址所在的广汉，古称雒城;“雒”在《释鸟》中称为 鹠，就是猫头鹰的一种;又叫“怪鸱”，是一种比较奇怪的鸟。那里古时这种鸟类想必很多，因此得名。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人身形铜牌饰，上面刻有5个尖锐长嚎的猫头鹰，可能即是怪鸟之一。《水经注·叶榆水》引《交州外域记》说古代交趾有随着潮水上下的“雒田”，那里的人就有雒民、雒将、雒王、雒侯的称呼。后来蜀王子带了三万人马将他们征服，从而成为安阳王;蒙文通教授认为那就是开明王。《史记索隐》引《广州记》作“骆田”，恐怕不对。《吴越春秋》、《越绝书》还提到滨海之地有鸟田，“大小有差，进退有行，一盛一衰，往来有常。”说是大禹留给越民的功德。潮水浸过的田中可能留下一些螺贝，鸟来觅食，同时也踏融了泥土，积下了粪肥，成为肥沃的农田，故有鸟田之称，正与“雒田”同义。句吴氏的鸟田，也许兼有雒田之名，所以他们到达广汉，也把此号移来，遂有雒县这个名字。
五、各族初在成都平原共处
上面述及三个来源的族人，在成都平原融汇，成为一大蜀族。大家初期能够和平共处，主要归因于平原上优越的自然条件。
记载远古蜀中地理情况的书，莫过于《山海经》。此书相传为禹、益所记，盖言其资料之古老。其中《海内经》西南黑水之间的都广之野，蒙文通考为成都平原。那里“百谷自生，冬夏播琴。”所产的菽稻黍稷，都用个“膏”字来形容，可见其质量优良。《大荒西经》沃民居住的沃之野，也是同一地方，那里“凤鸟之卵是食，甘露是饮;凡其所欲，其味尽存。”《海外西经》误写为“夭之野”，那里的人“两手操卵食之，两鸟居前导之;”人和鸟和谐共存。以狩猎采集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原始时代，食物来源不稳定，是氏族之间掠夺战争的主因。成都平原是鸟类的乐园，鸟蛋资源丰富，有了充足的鸟蛋，不但采集起来危险性很小，而且可以储藏以备不虞，这给了蜀民起码的食物保证。加上水泽地区鱼类易捕，可保食物不愁。吃的问题解决了，无须互相侵夺，族与族之间的冲突就减少了很多;彼此没有利害矛盾，和平共处就有希望。
平原气候宜人，冬无酷寒，因而衣着要求无须很高。《海外西经》沃之野的北边，有龙鱼和白民国，再北边有一种雄常树，又作雒常树，圣人“于此取衣”;很简单地就用树皮制衣来穿。
来到蜀地的族人，大都经过长途跋涉，养成比较开放的性格，习惯于互相友好交流;奠定了文化包容性的基础。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多族共处便成为可能。金沙遗址文化面貌的多样性，就是实际的证明。
六、结语
大约在6000-4500年前，来自嘉陵江的人皇族，来自岷江的颛顼族和鱼凫族(前身为黄帝族和蚕丛族)，来自长江的古荆族，聚汇于成都平原，共同开发。开始建造一系列古城，以御水患。文明程度最高的颛顼族，可能融化了人皇族，征服了鱼凫族，然后入主中原。古荆族后来则创造了三星堆器坑和金沙灿烂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