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商代中叶,巫臷国王因巴族运盐功大,允其定居巴乡(今云阳县故陵镇),建立巴国。在此之前和之后的一段时期,巫巴两族携手制盐运盐贩盐,使巫盐得以覆盖整个四川盆地,养育了无比灿烂的四川商代古文明———主要是三星堆—金沙文明。巴族巴乡立国后亦在所属境内发现了南、北集渠的水下盐泉,并创造作井(以直径五尺的木桶隔断淡水)取水煮盐之法,使泉盐产量大幅度提高。以后又开辟涂井、井两处盐利,首都则从巴乡迁至平都(今丰都县),再迁至枳(今涪陵)及江州(今重庆),悄然坐大起来,两周之际反而压倒了巫臷国,将自己原先附庸国的地位与之颠倒过来。
巴国的坐大大致是从晚商到周初的一二百年或二三百年间。这之间,它与巫臷国一定会不时发生争夺盐利乃至控制四川盆地甚或江汉平原的食盐市场的矛盾或摩擦。而这种矛盾或摩擦,一定会使远在长江上游的三星堆—金沙古蜀国产生断盐之虞。当然,从长期友好合作互利的老伙伴关系考虑,从维系已十分熟悉了的经贸关系旧格局着眼,古蜀国在这场斗中先前大概会站在巫臷国一边。这个时候悄然出现于瞿塘峡之西的鱼国,便是蜀国统治者从成都平原派出的一支“国际维持和平部队”所建立的大本营。他们表面上在巫巴之间建立“非军事区”,以保护“国际盐利”和长江盐运,暗地里却向巫臷国提供军火援助;当然同时也自己动手采盐制盐,以保证母国———三星堆—金沙蜀国正常的食盐供应不至于因巫巴之争而间断。他们选择安营扎寨的地方,正是一千多年后相传诸葛亮布“八阵图”的地方———今奉节县白帝城西的“鱼复八阵”,习惯上称“水八阵”的所在。这里河滩上有丰富的盐泉,但夏秋季节被江水淹没。待冬春之际,古蜀国的远征军将士们便来到河滩上,搬掉碛石,盐泉便汩汩涌出……这样年复一年,河滩上形成一片错落有致、十分威严的石垒阵列。晋人传为彝陵之战(222年)后诸葛亮为阻击东吴陆逊追兵而设的“八阵图”,据说石垒纵横八行,行垒间相距两丈,共有64垒。今已不存,只余一长约150米、宽约60米,满布沙砾卵石的狭长碛坝供人去发思古之幽情。唐大历元年(766),诗人杜甫曾在这里为之洒泪,作《八阵图》诗云:“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那时的杜甫对《荆州图副》、《水经注》的传言是深信不疑,自然不会知晓这“八阵图”乃“三代”时古蜀人勤劳自立的遗迹。
三、蜀弓弩与蜀人精神
前述1974年冬至1981年春,考古工作在宝鸡地区先后发现了“国”王室的多座墓葬。那么,这个“国”之“ ”何以又从“弓”?这应当与蜀人引以自豪的蜀竹弓弩联系起来考虑。《交州外域记》曾记蜀亡于秦后,蜀王子孙安阳王率兵三万由叶榆水(今云南西洱河)进入红河,同南越王赵陀发生激战。“安阳王有神人名皋通,下辅佐,为安阳王治神弩一张,一发杀三百人。”④《日南传》则说得更神奇,称“神弩一张,一发万人死,三发杀三万人”⑤。实际上,这里的神竹弓就是《华阳国志·南中志》里为吴人所钟爱的“蜀侧竹弓弩”。其质地坚韧,设计精巧,做工细腻,射程、准确度及杀伤力均大大优于名声也很响亮的吴弓弩与越弓弩。三星堆金杖与金沙金带上的造型一致的贯穿鱼、鸟的箭羽(各四支),当由这种神弩所射发。所以上自殷商,下至蜀汉的一千多年间,蜀弓弩一直威震南中国。西周初叶宝鸡地区的国(其国名可释为“以弓扬名的鱼人国”),正是蜀人尚武并以蜀弓弩威慑四方,借以在异国他乡扎根立足的证据。
这里还需强调的是,地处平原的西蜀鱼凫族与傍依于长江之上的水上民族巴人、荆(楚)人一样,也是一个熟悉水性,善于造船、驾航的部族。2000年夏秋之际在成都商业街遗址出土的大型战国船棺、独木棺墓群可为实证。而上古典籍里的《淮南子·俶真》曾将越舲与蜀艇并列;《史记·张仪列传》则记蜀有两船相关连的“舫船”;《华阳国志·蜀志》还记公元前308年秦武王派司马错出夔门伐楚,动用蜀中大舶船万艘,运载军队达10万众、米600万斛(10斗为1斛或1石; 1斛约合今30公斤,600万斛约合18万吨)……如此雄厚扎实的航运实力(包括技术实力),当有七八百年以上的累积基础方可。当年鱼凫王朝能长年不断地派出购盐船乘江南下,能派出一支族人东出夔门闯天下,依仗的正是这种炉火纯青的造船、驾航功夫。
此外,考古工作者曾在大溪口遗址发现过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锚。这石锚的主人,无论是视作为巫臷部落民、巴部落民抑或蜀部落民,都不要紧。总之,它已能够说明这样一个事实:早在五六千年前,居住于今四川、重庆境内的先民们就已懂得利用长江水系进行交通往来,互通有无,从而发展自己、壮大自己了。而在这种交通往来、互通有无的过程中,先民们又逐渐认识到三峡地带扼关转枢的地理交通位置与经济文化地位,从而为夏商周之世巴蜀文化的崛起与兴旺奠定了基石。
徐中舒先生曾就古代黑陶遗物陶鬻、陶豆出土地址分布的情形分析说,早在“金石并用的时代”,“至迟在殷商的末期,四川与中原地区就已经有紧密的联系了”。“其主要道路应是沿江西上的。如忠县的黑陶与湖北宜昌、京山、天门等处出土的黑陶在地域上就是紧密联系的”[7]4、5。其实何止黑陶,可以说在考古文化的许多方面,我们都能够发现四川与中原、四川与全国紧密联系、互相交流的例子。备受关注的三星堆文化就不必说了,即便我们在2001年新发现的金沙遗址的出土文物上,也可欣赏到古蜀人大胆借鉴与学习外界的风采。这其中最为典型者,便是两件大玉琮。其一为琥珀色,其二为翡翠绿,其造型风格竟与商代中原遗址以及浙江良渚遗址所出玉琮接近甚或完全一致,特别是那件翡翠绿的十节大玉琮,“是辗转流传下来的典型的良渚文化玉琮”[8]。
再联系到在新繁(今属成都新都区)水观音,成都十二桥、商业街、羊子山,成都平原古城址群遗址中发现的大量的外地文化以及可能有的域外文化的因子;联系到扬雄《蜀王本纪》里关于“荆人鳖灵死,其尸流亡,随江水上至成都,见蜀王杜宇。杜宇立以为相……以其国禅之”的记载,《华阳国志·巴志》里关于“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精敏轻疾”的记载,宋玉《对楚王问》里关于“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的记载,可以相信,自远古时代起,西自岷山—岷江,中经三星堆—成都,东至江州—三峡的广阔的巴蜀地域就是当时各地域、各民族文化的一个聚合区与中转地。
杜宇部族是古史传说中继“三代蜀王”———蚕丛、柏灌(即柏濩)、鱼凫之后崛起并进入成都平原,加入古蜀统治集团的。他们不属于古羌(或氐羌)系统,而是属于濮越系统。他们本是朱提(今云南昭通)人,属南蒙古利亚小种族,与我国古代华南类型居民人体特征接近,为扁宽鼻型,椎(魋)髻插笄。《史记·西南夷列传》记云贵高原上的古民族———南夷中的夜郎、靡莫、滇、邛都等都与杜宇同属濮越系统。三星堆两座“祭祀坑”中出土的大量青铜人及人头的面部特征,则以古羌系统的高直鼻型为多。他们主要为辫发,属北蒙古利亚小种族,与古代华北类型居民接近。三星堆二号坑中的大型青铜立人像,便属高直鼻型,是古羌—蜀族团鱼凫氏王族的国王形象或巫师形象。但是,濮越系统的杜宇氏进入蜀国社会、蜀国统治集团,则说明当时古蜀社会的开放性,说明古蜀族团到了后来已逐渐成为一个多元民族集合的族团。以后荆人鳖灵(即开明氏)取代杜宇氏成为蜀国统治者更是一个有力证明。
开明氏就人种而言,或说属北蒙古利亚小种族的氐羌系统(一说属华夏族),或说属濮越系统的南蒙古利亚小种族。总之,是不同于从岷山山地而来的最早的蜀部落的———即使它也属氐羌系统。此外,在西北岷山蜀人经茂汶盆地、海窝子进入成都平原之前,本地也应当有土著人在活动(鱼凫氏蜀人到达成都平原后,他们自然也便加入或同化于蜀族了)。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遗存当为见证。所以,三星堆—金沙文明是以岷山蚕丛—鱼凫氏蜀人为主,加上朱提杜宇氏蜀人、荆楚开明氏蜀人以及本地蜀人共同创造的夏商周时期的长江上游发达的古文明。这个古文明给当代社会的一个最鲜明的印象,就是它的兼容并包、广采博取的人文特质以及独立不羁的创新意识与坚忍不拔的开拓精神。
注释:
① 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三《江水》。
② 刘少匆:《三星堆文化杂说》,“纪念三星堆考古发现60周年暨巴蜀文化与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1992年)论文。
③ 参见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第223-23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在该书第226页,任乃强还释“巫臷”之“臷”说:“臷字,以至为声,实即原始的铁字。铁、台、垤、絰,都是以至为声的字,皆与黛字声近。《后汉书·南蛮传》李贤注引《世本》把巫臷写作‘巫诞’,足见臷字与黛字相近,是可以肯定的。今川楚间人,与往来长江的舟人,都把瞿塘峡口的大溪沟,读如‘黛溪沟’。那里近年发现新石器、中石器以至于旧石器时代的遗址甚多。可以设想,那就是古所谓巫臷民族的遗址,它可以代表上古的巫臷文化。”
④ 见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七《叶榆河》。
⑤ 见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三百四十八。
参考文献:
[1]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 四川长江流域文物保护委员会文物考古队.四川巫山大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记略[J].文物, 1961(11).
[3] 张勋燎.古代巴人的起源及其与蜀人、僚人的关系[C].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7.
[4] 傅道彬.中国生殖崇拜文化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
[5] 孙华.《蜀人渊源考》续[J].四川文物, 1990(5).
[6] 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
[7] 徐中舒.论巴蜀文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
[8]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金沙淘珍——成都市金沙村遗址出土文物[M].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2:85.
屈小强,编审,《文史杂志》主编,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巴蜀文化研究。
来源：《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