蚕丛鱼凫:蜀地迁徙中的文化寻根
朱安玉,成素
李白在《蜀道难》中嗟叹:“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诗人浪漫主义的笔触把古蜀国推向一个神秘而遥远的年代,勾勒出一个悠远而又封闭的古代蜀国。今天,人们循着史料提供的时断时续的线索,尝试着用当代的考古发现进行验证,古蜀人留下的足迹又隐约再现。通过对古蜀地文化的追寻,今天已发现了包括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在内的诸多古文化宝藏,其间就有大量有关蚕丛鱼凫传说中的实物展示。蚕丛及鱼凫的文化探寻对研究今天的蜀地文化同样具有深远的意义。本文拟从李白诗中提起的蚕丛鱼凫的传说开始,追寻古蜀王国的变迁,并进一步挖掘其文化传承的意义以及对四川旅游开发的启示。
一、蚕丛名称溯源
古蜀王国的开国始祖是蚕丛氏,西汉杨雄的《蜀王本记》有云:“蜀之先王者蚕丛氏。”蚕丛氏最初是从岷江上游兴起的,死后就葬在叠溪的蚕陵山,为此汉代曾在叠溪设蚕陵县。据吴卓信的《汉书·地理志补注》引《成都记》的话说,这里就是“古蚕丛氏之国”。清代镌刻于巨石上的“蚕陵重镇”四大字至今犹在,其足以说明这一点。
在传说中,蚕丛氏是中华人文始祖黄帝的后裔。《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今雅砻江)。昌意娶蜀山氏女。”此句话的意思是说黄帝的儿子昌意分封在今雅砻江一带,后来娶了蜀山氏的女子为妻。
《说文》解释“蜀”字,就是“葵(桑)中虫”的意思,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野蚕。因山多“蜀”,所以称蜀山,生活在这里的古代部落便称为蜀山氏。以蚕作为族名,说明古代蜀人很早就训养桑蚕了,所以蜀山氏又被称为蚕丛氏。
然而昌意与蜀山氏女子的这一婚姻又如何与古蜀国联系起来的呢?《华阳国志·蜀志》有比较完整的叙述:“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子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这里也承前人的说法,称黄帝之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然后繁衍出一支蜀人。虽然远古神话般的传说令人捉摸不透,但也体现出一定的历史真实。著名民族学家李绍明在《古蜀人的来源与族属问题》一文中说,“黄帝时尚处于氏族部落阶段,氏族实行外婚,黄帝的氏族与蜀山氏氏族通婚,从而构成一个部落的内婚关系,而这一部落繁衍出蜀族这一新的支系完全是可能的事。”
这段文字同时也较为明确地指出了古蜀国与夏、商、周的时间跨度相同,这样古蜀国的历史便可追溯至公元前21世纪至16世纪。上文提到的“武王伐纣,蜀与焉”这一参与中原王国的军事活动,在《尚书·牧誓》中也有记载:周武王联合各部落征伐商纣王,在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举行的誓师大会上,列举参与的部落就有“逖矣西土之人,庸、蜀、羌……”。
据古史记载,在西周晚期周室衰落之时,古蜀国的首领由“侯伯”进面称“王”。据《华阳国志·蜀志》称:“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为纵目人冢也。”这一段文字,对探寻古蜀国那段失落了的文明很有意义,它不仅指明了蜀侯称王的时代,而且记载了蚕丛时代以石为棺的风俗。这种风俗随着古蜀国的消失而消失,但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的在岷江上游地区的考古发现,又唤醒了人们对“死作石棺石椁”的记忆,为今人探寻蚕丛氏来至何处、走向何处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1938年,四川大学冯汉骥先生在汶川县萝卜寨清理出一座石棺葬残墓,这是我国考古学者第一次在西南地区发现石棺葬。1944年,在华西大学工作的美国浸礼会牧师、著名的考古学与人类学家葛维汉(D.C.Grahan),报道了岷江上游石棺葬的大体分布情况。1964年四川大学历史系组织力量对岷江上游的石棺葬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调查和清理。但石棺里面究竟埋葬的是哪一个民族,调查报告说由于掌握的资料过少,尚不能作出适当推断。
对于石棺葬的主人,民间传说或许是一个有用的线索。在茂县及附近羌族地区的传说中,称石棺墓葬为“戈基呷钵”,意为“戈基人的墓”,戈基人是先于现代羌族的岷江上游地区土著民族,在这些羌族中流传着史诗《羌戈大战》,诗中记载了他们的先祖从西北来到岷江上游地区后与土著“戈基人”的争夺战,最后戈基人战败,迁出了这一地区。
石棺葬在史书上记载的是蚕丛氏的葬俗。在《氐与羌》一书中,马长寿根据冯汉骥在石棺葬中发掘出的殉葬物品推断,石棺葬“这种文化,从石棺之制和拥有大量的武器来说,应当属于古代蜀国所谓‘纵目人冢’的文化”。纵目人即蚕丛氏。
二、蚕丛氏的居住与迁徙
茂县在叠溪以南五六十公里,自然条件优于山岩陡峭的叠溪。蚕丛氏从蚕陵山(叠溪)一带南下到茂县城及其附近是完全可能的。
在茂县城附近地区有一个可以与成都平原古蜀文化遗址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遗址媲美的营盘山遗址。2000年至2003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阿坝州文化局、州文管所、茂县博物馆等当地文博单位的专家,对茂县营盘山遗址进行了全面勘探、试掘和考古发掘。
考古发掘表明,营盘山遗址是长江上游地区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时代最早、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大型中心聚落。
营盘山遗址位于岷江东南岸三级台地上,平面约呈梯形,东西宽120~200米,南北长约1000米,总面积近15万平方米。遗址东面临深谷阳午沟,东北面、北面、西面均为岷江所环绕,东距茂县县城约2.5公里,海拔高度1650~1710米,高出岷江河谷约160米,表面地势略呈缓坡状。营盘山遗址东、西、北三面均为陡坡,背靠九顶山,并临近岷江河道,易守难攻,此地为岷江上游地区得天独厚的风水宝地,是人类长期定居的理想之所。营盘山遗址的文化堆积较为丰富,文化层最厚处可达2.20米,其上层为春秋战国时期的石棺葬遗存,下层为内涵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遗存。
这一距今5000年的遗址,出土了具有奠基性质的殉人坑、国内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人工使用朱砂的遗物、四川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陶质雕塑艺术品、长江上游地区发现的时代最早及规模最大的陶窑址等,出土的彩陶器数量也为四川之最。这些发现对研究古蜀文明的渊源很有价值,是打开研究古蜀文化的“金钥匙”。例如,发掘出的一件陶质雕塑人面像,其鼻及双耳为捏塑,双目及口部则为刻划而成,造型生动、传神,其造型与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人头形器口的彩陶瓶上的陶塑人像较为相似,这表明此人面像是受甘青地区文化传播影响的产物。又如朱砂的使用,有专家认为,“目前已有的考古资料表明,岷江上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与古蜀文明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渊源关系。三星堆、金沙遗址均流行在玉器、石雕像上涂抹红色颜料的风格,从这一风格中也许可以找到营盘山遗址的朱砂涂红现象的影响”。
石棺葬是营盘山遗址发现最多的遗存,在15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分布着近6万座规格和形态各异的石棺葬,其时代主要为春秋战国时期,规模之巨在国内罕见。如此大规模的墓葬群,说明其人口规模之巨。蚕丛古国发源于叠溪,但叠溪的自然环境难以适应人口的不断增加,后来便南迁到营盘山一带,并发展到鼎盛时期,营盘山遗址作为蚕丛氏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完全可能的。
综合史料、民间传说和考古发现,我们似乎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秦汉时期的冉駹应是蚕丛古国衰落后没有外迁的蚕丛氏后裔,其在现代羌族的民间传说中被称为“戈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