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鱼崇拜与蜀人东进
屈小强
鱼崇拜是傍水而居的部落—部族民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不过,古蜀先民的鱼崇拜却独具特色且显出格外的历史厚重感。有关这支部落—部族民的事迹已被广泛收进许多重要典籍文物与民间传说中,成为追忆蜀地先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文化印记。
一、鱼凫氏及成都平原的开垦
大家知道,在原始社会里,渔猎生产是一大支柱产业,特别是对于地处海边、湖滨、河畔的人们,捕鱼业简直就是第一产业了。即使在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发达起来以后,渔业的地位依然十分重要,而且这种重要性一直延续至今———这是毋须赘言的。
考古工作者曾“在巫山县大溪沟考古发掘中,发现旧、新石器时代的墓葬里,每有大量的鱼骨”[1]55。据报道,考古工作者在大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有大溪先民的鱼殉,鱼的“放置部位,是在人骨架胸腹之上的两侧,鱼头向北,尾端含于人骨架口中”[2]。
无独有偶,考古工作者还在渭水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如半坡遗址、北首岭遗址、姜寨遗址等仰韶文化遗址发现10例以上的人面鱼纹彩陶盆。其中半坡遗址的一例为两组图案,每组亦为两个同类型图案,两两对称分布。一组为鱼形图,用简笔勾勒鱼外廓、眼睛及鱼鳞;一组为人面衔鱼图,用简笔描绘人面(呈圆状)。头顶耸三角形高髻或头饰,嘴部衔双鱼。两耳也各置一鱼,呈双鱼衔耳状。
应当说,三峡地区(属长江流域)与渭水地区(属黄河流域)鱼殉的文化意蕴是明显的,这就是中华原始先民在众多图腾崇拜中曾有过鱼图腾崇拜。先民们因为与鱼朝夕相处,且因生产力低下,须得向鱼讨生活,一日三餐都离不开鱼而向鱼套近乎、拉亲情,奉鱼为图腾而敬祀之,以求鱼图腾或鱼神庇护渔业生产的兴旺发达。
长江流域的鱼图腾信仰观念在后来显然为居住于三峡地区的巴人所继承。张勋燎先生指出:“根据大量的材料说明,早期的巴人是以渔猎为主的民族,沿水而居,以船为家”,“战国至西汉初年巴人墓葬,不仅把棺椁作成船形或以船为棺椁,在棺椁中还发现了大量的鱼骨遗存”,“在宗教方面,巴人祭祀用鱼,即使到了他们已经脱离以渔猎为主的状态以后,这种风俗仍然保存了下来”。张勋燎还认为,“巴”就是“鱼”,“古代巴人的以‘巴’名族,这是由于他们在生活中和鱼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而又把‘鱼’读作‘巴’音的特点所致”[3]。
至于黄河流域的鱼图腾崇拜遗存,我们从鲁国(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256年)的国名“鲁”字便知晓了。正如傅道彬先生所识:“古鲁国当是以鱼为图腾崇拜的,‘鲁’字,从鱼从口……根据甲骨卜辞惯例,凡是方国之名如‘虎方’、‘屍方’、‘土方’之类,方多写作‘口’,则鲁字当是‘鱼方’之意。从这里可以断定鲁实际上是一个以鱼为图腾崇拜的大族。”[4]
此外,在渭河流域, 1974年冬至1981年春,陕西省宝鸡市博物馆先后发掘了宝鸡市茹家庄伯及其妻子井姬墓、宝鸡市竹园沟季及其氏族墓地、宝鸡市纸坊头伯墓。纸坊头伯的时代被断定在西周武王前后,竹园沟季为康王、昭王时代,茹家庄伯则为昭王、穆王时代。这证明,西周初期在今天的宝鸡市郊(宝凤隘道北端),曾出现过一个名叫“国”的小国。孙华先生根据其国名从“鱼”,墓葬中又都发现有形象似凫头的铜“旄”以及其他(如尖底罐、尖底盏等器物)类似于广汉中兴遗存的文化面貌,指出:“这个国很可能与蜀鱼凫族之鱼氏有某种关系。”[5]笔者认为,这个推测该是不错的。在此基础上,笔者进而以为,这个国,很可能是商周之际于瞿塘峡西立国的鱼族一支北上游弋渭水平原的结果。
这个鱼族,应是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里指出的在古鱼复县(在今重庆市万州区奉节县)盐碛“依之建国”的鱼族[1]37。任乃强先生推论所依据的资料,当是《水经注·江水》里的这么一段记载:
江水又东,迳鱼复县故城南,故鱼国也。《春秋左传》文公十六年,庸与群蛮叛楚,庄王伐之,“七遇皆北。惟裨、鯈、鱼人逐之”,是也。①
其实,这支鱼族最初的发生地还不在三峡地区的鱼复县,而是远于千里之外的成都平原。《山海经·大荒西经》说:
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
按《史记·五帝本纪》的说法,颛顼是黄帝之子昌意在蜀地若水娶蜀山氏女所生。另据郭璞引《淮南子·地形》注云:“后稷龙在建木西,其人死复苏,其中为鱼。盖谓此也。”后稷即弃,是帝喾(黄帝后裔)妃子姜嫄踏巨人脚印感孕所生之子,为周始祖。而从《山海经》和《淮南子》所记可以知晓,作为黄帝一脉的颛顼、后稷死后都化做了鱼神(或半人半鱼之神)。这其实就是中华先民的一种以鱼为图腾的图腾神。
比较有趣的是,后稷之葬,是建木西,即成都平原。《山海经·海内西经》说:“后稷之葬,山水环之,在氐国西。”对后稷葬所,郭璞注云:“在广都之野。”“广都”,即“都广”。《华阳国志·蜀志》云:
广都县,郡(指成都)西三十里,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置,有盐井渔田之饶。
而后稷墓葬所毗邻的氐人国,也是一个鱼人国。《山海经·海内南经》说:“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
神话传说反映出一定时期的社会经济和社会风貌。四川至今也是全国水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更不用说四五千年以前的远古时代了。按照任乃强先生的看法,在传说中的鱼凫时代,“成都平原还是一片水域,不可居人”[6]69。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羌—蜀部落中的一支才会从世居很久的茂汶盆地(在四川省茂县、汶川间)进入成都盆地来捕鱼,形成后人传说中的鱼妇(或鱼凫)———鱼人国(应为渔人国)。在维持旧业的基础上,这支鱼人(渔人)部落又“发觉这块湖沼未涸的沮洳地内,仍有局部的陇冈丘陵是可以住人的……从而开始在丘陇上试行耕种,逐步拓展,终至于开辟了成都平原,以至于建成国家”[6]69。不用说,这支渔人部落先前在茂汶盆地居住时,大致也是以打鱼为生,并驯养鱼凫(今俗称鱼老鸹)的,而且很可能是以鱼和凫为图腾———以后又奉为始祖和神灵。
在广汉三星堆遗址第二期至第四期上,人们发现大量类似鱼鹰的鸟头柄勺,还发现雕刻有两对两两相背的鱼的金杖(不少人认为是王族的权杖)、鱼形牙璋、长12·4厘米的青灰色鱼形玉佩以及形似蚕茧,中穿孔,直径2·5厘米,长仅3厘米的陶质网坠模型。此外,在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带(金冠带)上,亦发现有与三星堆金杖一致的四鱼图案。它们正是这支渔人部落曾在成都平原建立过国家的实证。
那么,以打鱼为生的古羌—蜀族团(也是蚕丛部落的一支)是怎样进入成都平原的呢?刘少匆先生参照任乃强先生的思路作了如下勾勒:“他们从岷江河谷的茂汶盆地东南下,经过彭县(今彭州市)北端的大宝乡,抵达湔江的小鱼洞一带。小鱼洞为湔江上游。境内丙鱼沟盛产鱼,直到晋代,左思《蜀都赋》还说‘嘉鱼出于丙穴’,丙穴即小鱼洞。这里有水有山,鱼多鸟多,鱼凫之名,盖沿于此。这个地区海拔1000~1500米,有河谷丘陵。湔江自北向南流过,灌溉方便,气温较暖,雨量充沛,有农牧之便。所以,《华阳国志·蜀志》说‘鱼凫王田于湔山’。‘从小鱼洞南下,即今日之磁峰场。从磁峰往东为新兴,即海窝子(在彭县)。两个乡的北部属浅丘地区。南面则为湔江的河滨区,有不少河坝地。今天来看是些‘望天田’,但三千多年前,水源一定很充足。这一带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约在摄氏15度,年降雨量为1100毫米,是发展农业的好地方。”②这支渔人部落把这一地区作为立国建都之地。其中心台地,即为瞿上。
罗泌《路史·前纪》说:“蜀山氏,其始祖蚕丛,纵目,王瞿上。”任乃强先生指出:“瞿上者,谓关口之天彭阙,俯瞰成都平原如鸷鸟之雄视,双目瞿瞿状也。盖指今新兴公社处(按,即今彭州新兴镇)。”[6]70这里的蚕丛,当指蚕丛族团,具体实指蚕丛族的一支即奉鱼—鱼凫为图腾的渔人部落。他们以瞿上为中心,边打鱼边农耕,是为蜀族开垦成都平原之始。由于他们又是烛龙—蚕丛的后裔,所以还高扬着光明崇拜或称太阳崇拜的金乌的标识———双目炯炯、光芒四射的眼睛。他们的都城瞿上之“瞿”,《说文》释为“鹰隼之视”,正是鱼凫(鱼鹰)的象形。以后他们又开拓发展到更为富饶的广都之野的广汉与成都金沙地区,在那里创造了称雄千载的三星堆—金沙文化。广汉在汉代甚或更早即称雒城。其“雒”,《说文》释为“鹃鸿”,是属鸱鸺类的猛禽,以双目鼓圆犀利为特征———从图腾学角度看,可视为对金乌—鱼凫的一种继承发展或是对二者的糅混合一,带有一种复合图腾的意味。三星堆遗址大量出土的不同类型的眼睛(包括纵目)造型、鸟造型(包括“鸟头把勺”)都可以从它身上对上号。
从上面的交待中,我们大致已明白,进入历史时期的三星堆文化遗存(即二至四期文化遗存)与金沙文化遗存,应是古羌—蜀族团发展史上鱼凫王蜀时期的遗存,至少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当属鱼凫氏遗存。当然,这一时期的鱼凫氏蜀人部族已拥有发达的农耕生产,其渔猎经济已仅是对稻田农作的一种补充。而他们以鱼凫为祖神的事实,只不过说明他们先前曾有过以打鱼为生的经历。而这,是不能用来证明三星堆—金沙文明的主要经济的。事实上,三星堆—金沙古蜀社会拥有相当发达的农耕文化,这从两地出土的大量石、铜制锄形器,石、玉斧形器以及家畜陶塑和各类炊器、食器等文物中可获得证明。其实,所谓“瞿”,也可视为春天催人“布谷”的杜鹃鸟的象形。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鸟、青铜鸟头以及陶塑鸟头柄勺,不正是旧时成都平原农民亲切称呼的布谷鸟或催耕鸟、催工鸟(学名杜鹃)的写实吗?
二、巫臷国和蜀人东进
任乃强先生在其《华阳国志校补图注》里曾提出著名的古羌民族食盐立国论。他认为:人类文化,总是从产盐地方首先发展起来,并随着食盐的生产和运销,扩展其文化领域。文化领域扩展的速度,殆与其地理条件和社会条件是否有利于食盐运销的程度成正比例。起码,在十七世纪以前,整个世界历史,都不能摆脱这三条基本规律。[1]52
根据这个理论,任乃强先生指出,最初推动原居住于古康青藏高原的羌人向四方迁徙的动力乃在于盐。羌人居住地拥有丰富的食盐。他们用此去与缺盐地区的原始居民进行以物易物。那些行盐的羌人,既是提高自己生活的人,也是引导氏族—部落过剩人口向外流动的人。行盐能到哪里,人便流动到哪里。羌族之所以能向川边地区、四川盆地、甘南盆地以及汉中盆地等地区推进,便是看准了那些地区缺乏食盐。但是,挟哈羌(原属四川石渠县,今属青海果洛州玛多县)盐从松潘草原循岷江河谷南下的羌人,在气候温暖、适于农耕的成都平原发展成蜀族,并最终扎根立国建都以后,却碰上了一个始料未及的大问题,即成都平原食盐匮乏(李冰穿广都盐井,结束成都平原无盐史,乃是战国末期的事),而哈羌池盐,千山阻隔,万里迢迢,岂但行盐已成为明日黄花,即连自身食盐供给也告结束。不过,蜀国却终于得到发展、昌盛以及延续一两千年,其中的一个重大秘密,就是仰给于巫、巴之盐。
巫、巴指巫臷国与巴国,它们地处以巫溪河谷为中心的三峡地带以及渝东一带。巫溪即今大宁河,它从渝、陕、鄂交界处的大巴山发源,经今巫溪、巫山两县,蜿蜒二百余里,南入长江。大江由巫溪口上溯100里至瞿塘峡口,有源自奉节县的大溪河入江。这大溪口(即瞿塘峡东口)与巫溪口(即巫峡西口)之间的百里地带,河谷开阔,依江傍山,多耕地。它们与巫溪河谷、大溪河谷相连,构成一块小盆地,任乃强先生考为《山海经》里的“巫臷之国”③。
浏览巫溪县地图,我们会发现在巫溪流域有不少以“白鹿”命名的地方。原来这里很早就流传着一个白鹿舐盐的美丽传说,说是宝源山麓的盐泉本不为人知,有一天,有一部落民在山中追赶一白鹿至此。那白鹿却突然停止了逃命,如饥似渴地狂舐一泉水渍地。这人趁机捕杀了白鹿,也尝试着去捧饮白鹿所依恋之水,竟咸而回甘,顿长精神。于是便呼引族人就此聚居,与盐泉相伴相生。以后他们又开始伐木煮煎泉水,用所得晶盐向四方居民进行贸易交往,使得该地区得以富庶强大,形成以盐立国的巫臷国。
大致在巴人于渝东立国并发现南、北集渠的水下盐泉(即后来的万州长滩井盐泉)等七处盐泉(时间约在殷末周初之际)之前的长时期内,整个长江中上游沿江地区的食盐供应都仰仗于三峡—巫臷文化带。这之中,由于巫臷国的盐泉产量最大,且最靠近大江,得舟楫之便最多,因而向长江中上游沿江地区供给食盐最力———向西于峡内径达成都平原,向东于峡外直抵云梦盆地(两湖平原)。不仅如此,巫臷国的食盐还通过巫溪上游的若干支流河谷而翻越大巴山,供应汉中、安康和房山、竹山这些汉水支流上的各个河谷盆地。
就殷商时期于三星堆—金沙立国的古蜀人而言,他们大致是从沱江与岷江进入长江,沿江东下至三峡渝东地带,购回巫臷之泉盐。反之,巫臷国和帮助巫臷国贩运泉盐的巴族盐商、船工也正是沿此路线上溯进入成都平原行盐的。长江上游这么一个人口众多、国力强盛的奴隶制大王国,当是吸引盐商们纷纷贩盐西来的大市场。
任乃强先生还根据著名的“巫山神女”神话以及《山海经·海内经》里“太昊(皞)生咸鸟”的记载,提出巫臷族乃羌族东徙的一个支族,形成时期同巫盐的发现与外销时期相当,初时的地域仅限于大溪—巫溪河谷。其时亦与中原的黄帝部落形成时期一致,亦在5000年前。后来巫盐通过夔峡(瞿塘峡)畅销于四川盆地,通过巫峡畅销于云梦盆地以及汉水流域和黔中高原等广阔地区,推动着长江中上游沿江诸部落、部族、古国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而在这个推动过程中,巫臷族自己也相应进入其繁荣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大致在殷末至周初的600年间。巫臷部落—巫臷国大约从公元前3300年开始形成,至春秋中叶衰落消失,约存在二千七八百年之久。
巫臷国泉盐的外销,特别是销往成都平原,乃得力于巴人盐商与船工的逆水行舟,不辞辛劳。其实,巫臷与巴族,很可能同出一源。战国史官撰写的《世本·氏姓篇》(秦嘉谟辑补本)称巴人廪君的先主是巫山诞(疑即臷)部落人,后来不知怎么地辗转到了鄂西武落钟离山(今湖北长佷山),以后廪君取得巴族领袖地位后,乃乘土船溯夷水西上,至盐阳射杀盐水女神,抢占了这个母系氏族领袖的盐利,又在夷城建立了根据地。《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关于廪君与盐水女神的情节,即本于《世本》。
倘若再结合《山海经》之《海内经》与《海内南经》的相关记载,就可以大致明瞭:巫臷族与巴族应该同系一个祖脉,都是太皡(即伏羲氏)的子孙,意即同属羌族大系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迁至巫山地域后而眷恋不舍,依盐泉而兴盛,是为巫臷(诞);另一部分则继续漂泊游荡,东南入楚,落脚于武落钟离山,是为巴氏。以后巴氏大致又在夷城溯盐水而逾七岳山,经大庙坝再入巫山故地。所以郭璞注《山海经·海内经》里才会出现“流黄(黄莺古称)丰氏(当指建都丰都的巴氏)”之称。巴人在长期的辗转流徙中发明了独木舟,且又善泅泳,擅经商,故而在三峡地面利用长江水系替本是同根生的巫臷民承担起推销与转运食盐的任务;在回程途中,想必又会买进巫巴山地短缺的物品。这之间,巫、巴部落大致还在利益分享上发生龃龉、争执,这才出现了《山海经·海内南经》所载夏帝启派官吏孟涂在巫巴山地断案的故事。《竹书纪年》夏帝启八年亦载:“帝启孟涂如巴莅讼。”袁珂在《山海经校注》里引《路史·后纪十三》注说:“丹山之西即孟涂之所埋也。丹山乃今巫山。”《巫山县志》卷十七云:“孟涂祠在县南巫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