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尼人历史上的第二个重要地名是“什虽湖”。什虽湖基本上可以判断为古南海。当时在和人发源地区以西北还有另一大高原湖泊,即古星宿海(远古时期为一大片水域,今存的众多湖泊沼泽为其残留。我以为它就是五帝时期四海之中的西海。西汉末期,约当公元4年时,因古史在今青海边的海晏县城西约半华里处设西海郡治,与古西海的准确地理位置可能并不吻合)。但古星宿海在古南海西北,若它为“什虽湖”,则和人南迁必再经古南海,但哈尼史诗文献中并无第二个高原大湖区的记录,故“什虽湖”即古南海看来无可置疑。古和人部族在“什虽湖”畔居住的地区,即今阿坝一带。阿坝这一地名极古,其原始语义“阿”即“和”即“峨”,“坝”乃古藏语“人”,故“阿坝”的原始语义即“峨人”或曰“和人”。这与这一地带的古藏语称笮人为“笮巴”是一样的。公元前316年秦国将这一带划入湔氐道,西汉又纳入汶山郡,说明中原民族对这一带的民族状况和历史已非常无知。至唐代贞观年间,藏族人占领这一地带,藏人是知道历史的,他们把这一地区依其原本地名叫做阿坝,而那些留在这里不再返回的藏人则自称或被称为“阿里娃”,简称“阿娃”。和人部族随后的南迁路线应该是沿阿坝水向南,入大金川,下大渡河,在这个过程中,在“嘎鲁嘎则”这个地方定居过一段时期,在这里跟笮人(从古南海向南方迁移的另一个强大的古民族)共处,向笮人学会了以水稻耕作为主的农业技术。然后他们又向南迁移到了“惹罗”(“黑水”),在这里完全转变为农业民族,建立了自己的农业文明体制及其新的社会制度。当他们离开惹罗时,应是继续沿大渡河南迁,结果发现了一个非常适合于农业文明发展的富饶美丽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在今天的峨眉山一带。就真实地名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峨眉山”,有的只是“峨山”(即大峨山、二峨山等)与“眉山”,“峨眉”这个称谓是大概晚至战国时期才简化杜撰出来的。“峨山”因峨人也就是和人居住而得名。峨山脚下是广袤而富饶的川西平原。这就是“好地诺马阿美”,“诺玛阿美又平又宽,抬眼四望见不著边”。和人部族以峨山为根据地开发川西平原,在这里居住繁衍了整整十三代人,成长为一个强盛富有的民族。《禹贡》所记述的,应该就是这一时期的峨人。峨人是川西平原最早的农业开拓者之一。
和人部族迁至峨山一带定居的时间,应早于尧、舜时期。至尧、舜时期,和人已是一文明强盛的大民族。这个时期和人的首领是参加了中央政府组成的,并在以尧、舜、禹为帝为执政的三代联邦中央政府中都有很高的职位。《尧典》记:“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羲与和这两个人的工作职位,在当时中央政府中是仅次于执政的最高职位。东汉马融注解云:“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这两个职位的设立,起始于五帝时期的颛顼帝时,即《吕刑》所载“乃命重、黎,绝地天通”,也就是由中央政府设立最高宗教与算命官员,解释天象,制定历法和时间制度,使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活动都依循历法的规定来进行。这两个职位大概一直是由重、黎两大部族的首领来担任的,直到尧帝时始作改变,改由羲、和两大部族的首领担任。《史记集解》引孔安国语亦云此事:“孔安国曰:‘重、黎之后,羲氏、和氏世掌天地之官。’”故古和人对中国农历的建立,无疑作出过重大贡献。而这种知识体系的形成,需要有发达的农业活动和长期的科学观察与知识总结。至今,夏代已形成的很完善的农历与四川一带的气候变化依然是基本吻合的。
和人在峨山及其脚下的川西平原一直生活到夏代前期,然后,由于与外来民族战争的失败,被迫再次放弃家园,在诺马阿美时期最后一代君长扎纳带领下向南迁移,并从此失去了与中原民族和中央政府的联系。诺马阿美从此成为和人民族魂牵梦绕的民族记忆,至今哈尼人的丧葬仪式中,将死者的灵魂送回祖先的发祥地,一般都是送到“诺玛阿美”。这场根本性地改变了和人命运的战争及和人随后的再度向南迁移,最大的可能是因为强大的三苗部族集团南迁。炎帝时期的主要统治民族三苗部族集团在尧、舜时期被中央政府强制性分拆,其中最大一部被迁移到古南海东北方的山区,这就是《尧典》与《舜典》中所记载的“分北三苗”(南蛮八十多个部族因此在中原民族文献中被称作三苗),“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三苗与驩兜在古南海东北地域合为一体,在夏代开始了大规模的南迁,这一活动全面启动了长达两千余年的向南的民族大迁移活动,缔造了沿续至今的几乎整个东南亚地区和中国南部的民族与国家分布状况。三苗集团举国南迁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气候和地貌的变化:古南海干枯消失,黄河与长江源头至上游地区固定的河道形成,气候干旱导致原古南海周边地域的生活资源大规模衰竭,等等。而此时黄河流域强盛的中原民族正在形成,三苗集团无法再沿黄河流域发展,沿古民族迁移通道南迁成为唯一最佳选择。此事我在《古蜀别议》中已有讨论。
当三苗部族集团迁移至今四川盆地建立国家时,比三苗部族弱小许多的和人部族不得不放弃其原有的国土,向南迁移。这次迁移的路线和经历的时间不详,但必定是非常艰难、曲折而漫长,因为这一迁移路线上和人部族必须经过许多强悍的南蛮民族及部族国的疆土。依《哈尼阿培聪坡坡》所记,和人再次定居下来的地方已在云贵高原西边的“色厄作娘”(今大理地区)。再以后的迁移路线《哈尼阿培聪坡坡》就记述得很清楚了。哈尼人离开诺玛阿美,到色厄后居住了3年,然后转迁到谷哈(昆明一带),被先迁入此地区的“原住民”濮人接纳。此当为商、周时事,《读史方舆纪要》云:今昆明一带“殷周时,为徼外西南夷地,有僰、鸠、獠、栗、裸、毒、獹、咢,乌蛮诸种居此”。所云“咢”即峨人也。这一带周以后为强悍的叠措雅卧国所在,至战国后期小滇国建立后就不再有和人大规模活动的可能,和人部族迁移到谷哈密查的时间极有可能是中原国家西周时期。后来,和人与濮人又发生大规模民族战争,哈尼族战败后,经那妥(今通海)、石七(今石屏)南渡红河(元江),深入哀牢山腹地等山区生存至今。在中原民族的文献中,魏晋、隋唐时将和人列入“乌蛮”,唐代始又复称“和蛮”、“和泥”。
实际上除哈尼族外,今划分为独立民族的阿昌族(即峨昌人,又作“莪昌”、“俄昌”)亦是远古和人的后裔。他们很可能就是古和人与昌人两个民族融合的结果。而划入哈尼族的叶车人却是古代的车人,并不属于和人部族集团。
二、开明人及开明国史
开明是族名还是国名?我以为首先是族名,然后是国名。开明人对古蜀地域文明的影响,因春秋中叶开明人西迁入古蜀地域而起。大约周桓王或周庄王时(公元前8世纪末或前7世纪初),开明人在古蜀地域建国,始有开明国。不久,开明王国就取代杜宇王国成为古蜀地域最强大的国家。开明王国延续了12代王朝,约三百八十年,至公元前316年,秦灭开明国,中原史家称之为“灭蜀”。
开明原非古蜀部族,这一点历来被公认。但开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自邓少琴先生判断明人是巴人,开明人“应属巴族之支系”(参见邓少琴《巴蜀史稿》,重庆地方史资料组1986年版)以来,开明人是巴人似乎就成了所谓“学术界”和广大媒体的公论。但这一说,实在是一原无根据的推测,失之甚远。也有少数人认为“荆”就是“楚”,所以,所谓“荆人”就是“楚人”,亦是缺乏根据的判断。开明是一个颇为古老的民族。依《史记正义》引郑玄语、《汲塚纪年》、《荆州记》、《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二等较多古文献记载,开明当起始于尧帝直系后裔丹朱部族。帝尧的部族,属远古时期的黄帝部族联盟,故丹朱部族,既不属三苗、巴(华)濮等南蛮集团,亦不属夏人等西戎部族集团,此部族血缘起源之不同也。丹朱之事,远古文献多有提及。初见於《尧典》,中央政府开会讨论选择执政一事,放齐推荐曰:“胤子朱启明”(您的嫡生子、开明族的首领朱),尧回答说:“吁,嚚讼可乎?”否定了这一举荐。《史记正义》引郑玄语云:“帝尧胤嗣之子,名曰丹朱开明也。”《帝王世纪》亦记:“尧娶散宜氏女,曰女皇,生丹朱。”几乎所有古文献都证实开明人在尧帝时期就已存在,其首领为尧的亲生子丹朱(分封于丹这个地方的朱),其族属为尧部族。
开明人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南迁起始于夏代。《汲塚纪年》云:“后稷放帝子丹朱。”尧、舜时丹朱为一强盛部族,大概舜、夏时分族发展(此为远古民族常例)为几个不同的族群,其中一大部与驩头部族融合,后汇入南蛮与三苗部族集团。另一大部即后来之房国房人,《路史》等文献说其国舜时封于房,即房国也。房国在西周昭、穆之世仍为一很有地位的国家。《国语·内史过论神》有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实有爽德,协于丹朱,丹朱凭身以仪之,生穆公焉。”内史过身为内史,所言当无虚。东周时房国衰落,为一小小子国,公元前529年左右楚灵王灭房国,迁房人于荆山,或因荆州原为丹朱族的开明人所居也。大丹朱族群分族发展时,有一较小的部族为开明人,开明人辗转迁移,最后定居于荆州一带,为一小国。春秋时向西越过庸、濮、巴三国地界,迁移入蜀。因系从荆地迁来,故汉代扬雄《蜀王本纪》称第一代蜀地开明国王丛帝为“荆人鳖令”。荆地与巴人生活的地域相邻,沮水相交,时间一久,两个民族在语言上就有许多共同现象,如巴语“王”为“廩”,而开明语“王”为“鳖灵”(又记作“鳖令”),简称“灵”(或“令”,皆汉语音译)。这两个词都是用中原文字记音写下的不同民族语言,就它们原本的语词来说,在远古语言中原本是同一个词而只有细小的地方语音差异。故“荆人鳖令”者,荆人王也。开明人向西迁移的时间大概略早于巴人的大规模西扩,此时的巴国,还主要在巫山东面发展,与庸国争夺疆土。而开明人的举国西迁,也应该是因巴、庸、楚等国迅速发展,被迫背井离乡之举。故开明人与巴人,在春秋时已由友邻转变为仇敌。
关于开明国,《华阳国志》记述如下:“开明位号曰丛帝。丛帝生卢帝。卢帝攻秦,至雍。生保子帝。[保子]帝攻青衣、雄张、獠、僰。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时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举万钧。每王薨,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志。今石筍是也,号曰筍里。未有谥列,但以五色为主。故其庙称青赤黑黄白帝也。开明王自梦廓移,乃徙治成都。”
“梦廓”这个地方,迄今学术界都把它与《蜀王本纪》所记述的“广都樊乡”混为一谈,以致造成了丛帝的都城在今双流一带的“通识”。我以为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错误。“广都樊乡”之事,出自残留的《蜀王本纪》,《太平御览》卷八八八引扬雄《蜀王本纪》语曰:“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但扬雄並没有说他所说的蜀王就是丛帝,此乃后学们在这一点上自作混淆也。
“丛帝生卢帝,卢帝攻秦至雍。”雍在今陕西凤翔县附近,为秦德公都城。攻秦事发生于周釐王五年(前677)。依此推算,丛帝登基及在位时间当为周桓王或周庄王时(釐王在位仅5年),时当公元前8世纪末或前7世纪初。卢帝时大概是开明王国最强盛的时期,但此时的开明国,正全力以赴要向汉中与中原方向扩展,故有灭秦未果之举。此时开明人的商贸活动也主要在这个区域,《史记·货殖列传》载:“秦文德缪居雍,陇蜀之货物多贾。”此时开明虽强盛,但强盛到国君可以从成都平原帅大军去渭水流域作战,几乎可以肯定是不可能的。从开明的主要活动来看,此时开明的中心区域还不在川西平原,其国都应在今阆中。
阆中者,梁中也。大禹时古梁州域,后有充国、阆国等皆都于此。商代时当为古彭国都城,今有古彭城遗址及商代虎纹铜钺(礼器)等出土。此彭国即联周灭商之八国之一。西周时,彭国迁移至今彭县一带,《光绪彭县志》云:“周初,彭县建天彭国。”《阆中县志》云:“周初,阆中为巴子国别都。”此语有误,所云当指开明人东周初期迁移定居此地事。开明人留下的遗迹,唯阆中最多。阆中有许多地名与《海内西经》中的开明氏祖居地昆仑山上的地名一致,如《海内西经》云:“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阆中也有琳琅山,也有九井。《咸丰阆中县志》云:“琳琅山与文城山近,山有九井,分流溅石,幽若振珮。”《水经注》说梁山、灵山在昆仑山上。阆中也有梁山、灵山。《阆中县志》记:“灵山在县东十里,昔蜀王鳖灵登此,故名。上有龙女穴,唐天宝六年赐名仙穴山,即今之梁山也。”“灵”山者,“王”山也,唯“井”字在开明语中的语义不明,《舆地纪胜》卷一六四引有《华阳国志》语不见于今《华阳国志·蜀志》,云:“荆州有人从井而出,自号鳖灵。”亦言及“井”。《舆地纪胜》卷一八五记:“灵山一名仙穴,在阆中之东十余里宋江上,有古丛帝开明鳖令之庙存焉。”《阆中县志》对灵城、灵山、鳖灵的记叙有五六处之多。《民国阆中县志》说:“灵山在县东十里,昔蜀王鳖灵登此故名。”又说:“鳖灵祠在县东十里灵山上,久废。”还说:“灵城山在县东二十五里东河之侧,今呼为灵城岩。”此灵城,乃古开明语“王城”“都城”流传到后来的汉语音译,即当为《华阳国志·蜀志》所记述的“梦廓”。
灵城唐代还曾为阆州州治,宋代还有城廓,宋进士阆州人鲜于侁有《游灵崖》诗记之,元代以后才完全荒弃。
卢帝当时未能灭了秦国,却留下了与秦国间的许多征战后患,时汉中地区应为开明国的北疆。公元前638年,秦穆公称霸西土,驱逐诸戎。前632年,秦伐诸戎王,开地千里。秦国强盛,羌人南下。时当开明国第三代国君保子帝时,开明人向汉中和中原方向发展完全无望。因此,转向西南方扩展,故“[保子]帝攻青衣、雄张、獠、僰”,这是后来开明国的西南边疆。我们基本上可以判定,保子帝时,开明国的国都才迁至扬雄所说的“广都樊乡”。至于迁都成都,《路史·余论》卷一云“自开明五世尚始立宗庙于蜀”,又云“开明子孙八代都郫,九世至开明尚,始去帝号称王,治成都”。《后汉书·张衡传》注引《蜀王本纪》语:“开明帝下至五代有开明尚,复称王也。”这个迁都成都的开明尚到底是第五代还是第九代国君,至今还是一个有待澄清的问题。
成都这个地名的来历,历来多数人都依宋人乐史说。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二)云成都的得名是“以周太王从梁山止岐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曰‘成都’”。宋人祝穆《方舆胜览》“成都府路郡名条”云“盖取《史记》所谓三年成都之义”与乐史意同。近几十年来始又有了一些不同的解释。李金彝与王家佑先生根据《山海经》“成都载天”之山、“成侯之山”的文字记载,认为成都的“成”是古族名或国名,共字形为戊与丁的合体:戊是斧钺的形象,丁象箭或箭中靶形,“成侯就是以这个字来作为部落酋王的权力的象征”;“都”字在藏语中指两条河的交汇处。依其解,成都二字的含义就应是成侯居住的(两河交汇的)地方。任乃强先生在《成都》一文中认为:“望帝杜宇新营过这座都城,所以取名‘成都’,是取成功、功就、完成的意义。”温少峰先生则认为成都二字“不过是用中原华夏文字对蜀语‘成都’这两个音的一种对译罢了”。然后根据读音推论“成都之成是蜀人族称,其义为高原人”,“成”字是“蒲卑”二字的对译。又根据氐羌系统的普米族“很可能是古代蜀族先民的直接后裔”,在普米语中,地名末尾的“都”音表示“地方”、“地域”,从而推测成都之“都”字也应是这个意思。由此得出结论:“‘成都’的蜀语含义是成族人的地方,换言之,即蜀族人的地方,或蒲卑人的地方。”刘冠群认为:成都二字是蜀语音译的中原文字,“成都”的古蜀语读音相当于现代汉语的“du du”,而蜀族的“蜀”字古代也读如现代汉语的“du”音,那么,蜀语“成都”二字的读音就是蜀都。“‘成’者‘毕也’,‘终也’”,成都的含义“就是蜀国‘终了的都邑’,或者说‘最后的都邑’。”另外还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但我以为,所有这些解释都失于牵强附会。成都乃远古南迁之民族以古彝语留下的一个地名,在古彝语中,“成都”是稻谷市场的意思。这个地方由一个稻谷商贸集市地渐渐发展为一座城镇,至开明尚迁都于此,才首次成为一大都市和国都。当时这里应是一个红色城市,但无城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