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此开明人的文化风尚也。开明人的族徽,当为《山海经》所记述的开明神兽,敦煌壁画等古画作中常见。但由三星堆所出土的鴸鸟可鉴,战国后所绘或刻制之物形,与远古之原形相去远矣。开明人遗传下来的最伟大的文化遗迹,即今都江堰水利工程,后人误为秦李冰所做。此事自《水经注》以来,证述甚多亦明,邓少琴先生早有详述,故无须多笔。
开明王朝共传十二世,唯《路史·余论》云开明国传三百五十年、十一世。我以为不确。仅卢帝攻秦至雍到开明灭国,就有三百六十一年矣。王者多称开明帝,有名可稽的有五位,即丛帝、卢帝、保子帝、开明尚(王)、蘆子霸(王)。蘆子霸即开明王十二世。开明王十二世的弟弟名葭萌者被封为苴侯,有个小小的侯国,其都邑后来被称为葭萌(今四川昭化)。苴侯私下与巴国结盟,娶巴国公主为妻。因巴国被楚军击溃,开明王十二世想乘机收并苴侯国领土,故发兵讨伐他弟弟。苴侯逃至阆中求救,但此时巴国正是苟延残喘、国不似国之时,哪里还能发兵去讨伐开明王。于是巴国又向自己的姻亲秦国求助。秦国为灭楚和一统中原,历来竭力笼络巴人并提倡秦人与巴人通婚,此时的巴王亦与秦惠王为姻亲。秦惠王就藉此机会派张仪和司马错率军入蜀去帮助苴侯和巴王消灭开明王国。张仪和司马错入蜀后,眼界大开,巴蜀之地如此富饶,秦国与之相比不过穷乡僻壤尔!
开明国军与秦军在葭萌一带大战,八战八败。蘆子霸率败军逃至武阳(今彭州东北),被秦军追杀(《蜀王本纪》曰“退走武阳,获之”)。其太子及傅、相率残部退至逢乡白鹿山(今彭州北有著名白鹿书院所在),被秦军全歼。张仪和司马错在灭了开明国班师回国之际,装着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随手将苴与巴都灭了,将巴蜀之地均改为秦国郡县,将请他们来的东道主巴王也“顺便”俘虏回秦国去了。此为公元前316年,开明、苴、巴三国灭亡。开明国灭后,依《战国策·秦策》等文献,公元前314年,秦封蘆子霸之子通为蜀侯,以陈壮为相。是王国降为侯国之惯例。公元前311年,蜀侯通、相壮联合原来开明国的属国丹、犁三背秦复国,相壮与通不和,杀通。次年,秦派遣甘茂、张仪、司马错再入蜀,灭相壮、丹、犁三国。公元前306年,开明王室后裔恽被封为蜀侯,前301年,恽叛秦复国,被司马错所杀,葬成都。次年,封恽子绾为蜀侯,至公元前285年,秦国怀疑蜀侯绾又要叛乱复国,诛之,置蜀守,开明王室后裔不再封国。
从此至汉代以后,开明人除灭国时南迁的部族外,大多融入汉民族,开明族亡矣。
三、三星堆解
三星堆出土文物被学术及非学术界公认为古蜀人蜀国的遗物,这种公认的根据是广汉这个地方曾经是古蜀国的疆土。但我对这种公认持怀疑态度,“蜀国”是一个非科学的概念,远古时期这片地域居住过数以百计的不同民族和部族,建立过许多国家,但没有什么“蜀国”。初,我在《古蜀别议》一文中讨论过“蜀”这一文字及其概念的起源问题,认为它在夏代及夏以前的本源语词是“淖”(语音近似于“骚”,本源语义为水泽、沼泽),商人制作甲骨文时始写作“蜀”,用指古南海边的这片水泽地域及其居住者。此字初无“虫”字于字中,西周始加入,因蜀地产蚕丝故也。后来,读古彝语文献,发现古彝语中“蜀”就是淖,“水泽”、“水流”之意,我以为又是一个无可置疑的确证。
三星堆本物名,转为地名,为三个连接的人工夯筑的大黄土堆,清嘉庆年间的《汉州志》将之列为汉州八景之一。在川西平原这个雨水很多的地方,三千至四千多年前,这三个土堆应该比现在大出许多。古人筑高台以从事重大的政治和宗教活动,台上应有建筑,三星堆上的建筑物很早以前就荡然无存了。古蜀人是否也有筑高台以进行重大政治宗教活动的惯例,史料中并无记载。有记载并延续至后来的,是排列搭立的巨大石块,众多学者称之为大石文化。据《华阳国志》等文献,此乃战国时期迁入此地的开明人的文化。更远古有古蜀人部族的大量石棺出土,但这些文化现象都与三星堆无关。
三星堆遗址有墙垣建筑,其残垣显示出一座近方形的城。中国有文字述说的最初筑城的部族国家为三苗,《通典·乐典》记载黄帝进攻三苗,“三年九战,其城不下”。中原国家大致晚至舜禹时有筑城的记录。古蜀人不筑城,宋代黄休复《茅亭客话·鬻龙骨》记:“耆旧相传:古蚕丛氏为蜀主,民无定居;随蚕丛所在致市居。”成都这个地方开明王朝时已为国都,但亦无城墙,其最初筑城,乃秦军张仪所为。古蜀不筑城,这是为什么在古蜀故地找不到都城废墟的原因。反过来说,此乃三星堆非古蜀人遗址证据一。
三星堆的土墙残垣显示出一座近方形的城,东约一千米,南约一千一百米,西约八百多米,北为鸭子河。又,城河的北面亦发现残垣,东垣伸延约八百米,考虑到古代筑城绝无可能让一条大河从城中流过,应认为在河的北面有另外一座城,详情待考。北面的鸭子河为三星堆城的天然屏障,故不筑墙。古城市设计的惯例是选择河流为防范敌方侵犯的防线,故建三星堆城的民族,他们的主要敌人应该是来自北方。这与当时蜀人的历史状态不相吻合,此三星堆非古蜀人遗址证据二。
三星堆土台在城南端,距墙垣一百多米。想当初土台的体积比现在巨大许多,加上梯形坡道,距南城垣已十分近,活动的主要空间为北面。这就是说,这个民族崇尚南方,他们的宗教祈祷仪式是从北方面向南方举行的。这既与中原民族崇尚北方的规则相悖,亦与古蜀民族崇尚西方的规则相悖,在当时强盛的民族或部族联盟中,只有三苗部族联盟崇尚南方①。此为三星堆非古蜀人遗址证据三。
远古文献中没有古蜀人有发达的金属工业的记载,其他古蜀遗址也没有相应的文物出土,而三星堆是以其极为发达的金属工艺为特征的。此为三星堆遗址非古蜀人遗址证据四,而且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证据。
大量文献记载表明,中国早期的金属工业主要是由三苗部族发展起来的。在黄帝时代,虽然也有黄帝冶铜的记载,但其水准和规模,显然远远不能与三苗相比。《越绝书·宝剑篇》中风胡子对楚王所说的“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当此(春秋)作钱兵之时”的描述,应该说是基本符合中原国家工业发展进程的,但三苗的蚩尤、饕餮部族在轩辕时已进入了金属时代。《管子》云“蚩尤受卢山之金而作五兵”,又云,“蚩尤受葛卢之金而作剑铠矛戟”。《太白阴经》云:“伏羲以木为兵,神农以石为兵,蚩尤以金为兵,是兵起于太昊,蚩尤始以金为之。”《春秋元命苞》云:“蚩尤虎卷咸文立兵。”《龙鱼河图》云:“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道……黄帝以仁义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叹……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弭服。”《史记》载黄帝与蚩尤之战是在炎帝末世、轩辕之时,参见拙文《蚩尤》。蚩尤的失败为中国史上一大悲剧,石器时代战胜了金属时代,金属时代的进程因此至少被推迟了数百年。不管怎样,三苗部族创造了发达的金属工艺,“铜头铁额”正是我们在三星堆遗物中见到的形象。
三星堆出土有金杖一支(一号坑),长1·42米。中原国家和民族无杖,蜀亦无有杖的记录。唯一在古文献中被提到制杖的是三苗的蚩尤,如前面提到的蚩尤“造立兵杖刀戟大弩”。三星堆出土这一金杖使长期悬于古籍中的中国制杖的记录得以证实。此为三星堆非古蜀人遗址证据五。
三星堆出土有大量象牙。古蜀城域可能有过象,但不是象群大量活动的地区,而古蜀国家从未独自强盛到有很多远方邦国来进贡的程度,几乎没有可能获得如此大量的象牙。此为三星堆遗址非古蜀人遗址证据六。
三星堆文物崇尚龙和虎(或许是猫),古蜀人崇尚蚕、鱼、牛(楚雄万家坝蚕丛后裔居住区出土有六件浅浮雕牛首的铜锄,类似的浅浮雕牛首亦见于宝鸡竹园沟的西周墓、汉中成固铜器窖藏、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彭县竹瓦街1978年发现的铜器窖藏),但不崇尚龙与虎,黄帝氏族崇尚龙但并不崇尚虎,既崇尚龙又崇尚虎(或猫)的民族有三苗部族,也可能还有其他民族。此为三星堆非古蜀人遗址证据七。
三星堆两个坑中出土的不少器物表面涂有红色,表明这是一个喜爱和崇尚红色的民族。古蜀人喜爱和崇尚青色,青衣水(江)因之得名。宋《太平寰宇记》曰:“成都圣寿寺有青衣神祠,神即蚕丛氏也。”黄帝氏族崇尚黄色,《史记·五帝本纪·索引》曰:“有土德之瑞,土色黄,故称黄帝。”他们都不崇尚红色。崇尚红色的有炎帝部族的后裔和三苗部族的一部分(如驩兜部族,古祝融氏后裔,今苗族人之红苗、花苗的祖先)。开明人亦崇尚红色,但他们春秋时始从荆地迁入,与三星堆无关。此为三星堆非古蜀人遗址证据八。
三星堆人物的服饰,与古蜀服装不同,与中原国家民族更是全然有别。“人萌椎髻、左衽”记录了蜀人服饰的基本特征。仔细核对原型与人们的文章描述,多数文章想入非非、牵强附会,惟王扡、王亚蓉的《广汉出土青铜立人像服饰管见》一文颇为准确。铜立人上衣下裳,“经从两侧观察,可清楚地看出,它不是上衣下裳相连一体制式的深衣,也不是上下通裁的‘左衽长襟衣’,亦非秦汉式拼幅裙裳,而是衣、裳分开的形制”。其上面的“外衣为单袖齐膝长衣,这是服装史上首次发现的例证。所谓单袖,主要指外衣左侧无肩无袖,即只有右侧带有半臂式连肩袖。袖缘略宽,稍见丰厚(可能是表示夹层结构),表面素不饰纹。开领自右肩斜下绕过左腋回到右肩相接,形制特殊”。其中衣“双袖右衽,鸡心领,领口较大,为前后双鸡心形;袖窄,半臂或长至腕端,绣作黼黻文(或属内衣)”。其裳“分做前后两片,前面的下沿平齐而身量略短,后面的下沿中平而两侧作燕尾形,身量较前为长”。一号坑出土的青铜坐人像,上身着交领右衽窄长袖短衣。显然,这是一个与古蜀人和中原民族很不相同的独特民族的服装。此为三星堆非古蜀人遗址证据九。
综上所述,我们基本上可以判定三星堆非古蜀人遗址。惟一有史料依据的对这些出土文物的判断,应该是苗族先民即当时的三苗部族曾在此立国。
据苗族历史学家吴荣臻先生论述,苗族先民六千年的历史当是由南而北,北进中原,后又由东而西,抵三危,最后败退南归,形成今天的苗族的过程。考史,蚩尤驱逐末代炎帝后,自立为帝,当是三苗部族联盟控制了几乎整个黄河流域的最强盛的时期。随后极为残酷的涿鹿之野大战,成为历史的转捩点。这便是《逸周书·尝梦》之“蚩尤乃逐帝,战于涿鹿之野,几隅元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史记·五帝本纪》之“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龙鱼河图》之“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符”(东夷部族与黄帝氏族结成联盟),《通典·乐典》之“三年九战,而城不下”等等一系列文献所记述的中国第一次全国规模的大战。
涿鹿之后,三苗部族在从黄帝至舜帝这段时间(吴说三百多年)里,被黄帝氏族联盟与东夷部族联盟结盟形成的联邦政府一步步逼迫西移,最终抵达南海之北的三危,这就是《尚书·舜典》所说的“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其时巨大的三苗部族已内乱分裂,一部分已迁移到了今湖南洞庭一带,他们依然反抗中原联邦政府,导致《淮南子·修务训》、《礼记·檀弓上》等文献记述的暮年舜帝不得不亲自南征三苗、道死苍梧之事。舜南征三苗,失败而死。这一部分三苗部族当为今长江中、下游及以南苗族之青苗的祖先。
禹继续讨伐南三苗,不胜,最后与三苗言和而终,事见《大禹谟》、《墨子·非攻下》等。后来商甲骨文中提到蚩、尤、苗,事多模糊,但武丁时的一次记录是将蚩与巴连在一起的。周代《尚书·吕刑》等文献提到的苗,都是南迁的那一部分三苗部族。简单地说,窜于三危的那些三苗部族,从禹夏时起,就从中原国家的文献中失去了记载。从夏至商的千余年里,窜于三危的三苗部族到哪里去了?我们后来再见到他们时,他们已经成了生活在今四川、云南、贵州及其他南方地区和国家的苗族。
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三苗南迁。三危在南海北面是毫无疑问的,它也很可能就在南海大泽的北部边缘。张华《博物志》卷二说:“三苗国,昔唐尧以天下让于虞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浮入南海为三苗国。”三危和南海应该是连为一体的。三苗在三危处于被西戎部族和黄河流域那些日渐强盛的戎夷民族围困的状态中,要想寻求生存与发展,惟一的出路是南下开拓生存空间。从三危南下冲入川西平原,途经崇山,被逼迁到崇山的祝融后裔驩兜部族应该是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再次汇合入三苗,其时驩兜的处境与三苗一样,他们有共同的敌人,共同的命运和希望,还有一些共同的血缘。郭璞注《海外南经》说:“讙兜,尧臣,有罪,自投南海而死。帝怜之,使其子居南海而祠之。”表明“放驩兜于崇山”是将他们也赶到了南海边。崇山何在,历来有很多学究望文生义,作出许多这样那样的解释来,成为一个未解。其实它延续了几千年一直就在那里,连名字都没改过,北宋李远《青唐录》还有明明白白的记录:“青唐之南有泸戎,汉呼为‘蘆甘子’,其人物与青唐羌相类,所造铠甲刀剑尤良。泸戎之南,即西蜀之背,泸戎至蜀,有崇山,绝险之。”李远是实实在在在那里生活过的,而学究们从不去那种“少数民族”生存的“蛮荒之地”作实地考察,只在书本中望文生义,这种学风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