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禹夏至商,三苗部族南迁要避开蜀人力量最强盛的地域,就只有南进川西平原。他们在这里驱逐及征服了早先来到这里的众多民族和部族(例如和人、鱼人、濮人、笮人等),建立了自己的城与国,并抵抗来自北面的敌人。不幸的是,此后他们内部再次发生动乱和重大分裂,无法共同抵御外敌,只好放弃这里的国土,一部分人沿江水东下,最后成为湘西、黔东、川东一带的苗族。重庆缙云山就是因三苗的缙云氏部族曾迁移至此而得名。这一部分三苗部族可能是以蚩尤部族为主的,故商人的甲骨文中出现了“蚩巴”之说。另一部分人直接南下,最后成为川南、云南、黔西和东南亚国家一带的苗族。这一部分三苗部族可能包括了驩兜等部族的大部,故云南这一带的苗族以花苗、红苗居多。
这大概就是中原国家“历史”的炮制者们无视、抹杀和力图遗忘的历史。
放入这样的历史背景中,三星堆的多数“神秘”和困惑就可以得到合理解答了。他们在国破家亡之际,内部分裂混乱,前有阻截,后有追兵,不得不仓皇掩埋自己最珍贵的东西,原本以为自己还会回来。更大的可能是:这个最后的三苗国被敌人攻破,《国语·周语·太子晋谏灵王壅谷水》载,夏商之际,九黎与三苗的国家被中原国家击败后,“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下夷于民”。这与两个“祭祀坑”的状况十分相似或曰吻合。一号坑和二号坑代表着这个时代和这个国家的终结,在这个时代之前,早先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会留下一些文物;在这个时代之后,后来的蜀人又留下一些文物。而这个时代本身,却被永远尘封于历史的残酷、无知、偏见的幽暗之中。
我们不知三苗部族的人怎样命名自己的国家,中原国家的人称之为三苗国。细辨史实,“窜”于三危和“浮入南海”应该是一先一后的两个历史事件,“浮入南海为三苗国”应当是指三苗从三危南下入川西平原这一过程中建立的国家,包括抵达川西平原建立的国家。郭璞注《海外南经》说“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指的亦为同一事。三星堆应当为南迁过程中最后一个三苗国的遗址,它是两千多年三苗国历史的终结。而驩兜,《博物志》说“驩兜国,其民尽似仙人”,看看花苗美丽的服装打扮,跟在中原民族描绘的神仙服装不是很相近吗?最后一个三苗国的强盛大约占据了几乎整个川西平原及周围的丘陵山区,今很多与古三苗有关的地名如灌县(灌即讙即驩)、乌尤(尤即尤人,蚩尤部族,乌尤即青苗)、黎家林、蒙山(蒙即苗,苗族人至今仍自称苗为mum或mung等,屈原《天问》中“桀伐蒙山,何所得焉”是对史载夏桀伐蒙山得了两个美女一事的质疑。《路史·国名纪乙》道:“蒙山,桀伐蒙山氏,即岷山氏。”《韩非子·难四》曰:“是以桀索崏山之女”,崏山即蒙山,《吕氏春秋·慎大》说:“桀……好彼琬、琰。”桀与三苗国的两名叫琬、琰的美女通婚被中原部族列为他最大的罪状之一和亡国的主要原因之一,要是这两名美女是中原部族或友邦人氏,罪名就不成立了。这是夏末三苗国史的一个重要记录)、江油(油即尤)、彭山(彭为祝融八姓之一,今彭山因彭国而得名)、苗溪、黄貓(貓即苗或髳)、茅桥等等可能都是古三苗国人留下的历史痕迹。乐山等地旧时每年迎祭祝融的民间传统活动,亦应是古三苗国遗留的民风。
三苗国从三危至三星堆的迁移过程中,或在三星堆分解之后,一部分未随大部迁移的苗人形成了一些较小的部族群落或国家,其中最大的可能是髳国,即帮助周摧毁商帝国的八个国家之一;较小的部族则分散在能够让自己生存的地方,成为像在四川射洪这样一些地方或村寨或镇区各自独立生存的苗族。三苗国的分裂和迁移导致了新的大规模的民族迁徙运动,相对较弱的蜀人乘机大肆东扩南下,追三苗而下的那些部族则向蜀人夺取古蜀地域,最终形成了周以降人们熟悉的历史地理格局:戎、羌部族占据古蜀地域北部,南蛮民族则占有了绵延向云贵高原和东南亚国家的南方。而所谓古蜀人,一部分原本就是西戎,更多的古蜀人迁移至黄河流域,与其他民族一起融汇,组成了中原民族,还有一些迁向远方。至东周,“巴蜀”这个新的概念组合代表着一个新的时代产生。但这个时期的“蜀人”,大多已经与远古的古蜀民族和部族没有多少关系了。
将三星堆理解为三苗国的遗产,许多以前无法合理解释的文物现象立即就变得比较清楚了:三星堆原本为三苗国都城南端一巨大土台,台上原为炎帝和祝融的祖庙,《周礼·春官》载“以赤璋礼南方”,郑玄注曰:“礼,南方以立夏,而炎帝、祝融食焉。”两个“祭祀坑”中之物原本为这庙中的人神像和器物。那个身高1·72米的铜立国王像,应该就是苗人心目中的蚩尤,他也是最后一位炎帝,古苗歌说他以无比的智慧和勇敢将黄帝打得落花流水。他衣上有四只人手鸟翼的美丽动物,正是古文献中记载的朱鸟。朱鸟,或称鴸,又称丹朱或驩头(即驩兜),这些都是中原部族对它的称谓,我们并不知道三苗部族原本怎样对它称名,只知道三苗人非常热爱和尊敬它,称它为朱(音,不知其古苗语中语义),它也是驩兜部族的族徽。《大荒北经》云“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驩兜与苗原有很亲密的血缘关系。尧时,有苗与驩兜国君丹朱在丹水之浦(丹朱国)共同对尧作战,丹朱战死,对此,《庄子·盗跖》中直斥“尧不慈”。舜时伐苗,舜败身亡,丹朱帝亦战死,《山海经·海内南经》述:“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中原民族的历史记述者们将国家、国君、氏族(或部族名称),族徽四者常常偷工减料地记为一体,这里亦然。三苗人热爱的朱鸟、驩兜部族的族徽,残存的远古文献中刚好有记载。《山海经·南次二经》记:“赤水……有鸟焉,其状如鸱而人手,其音如痹,其名曰鴸,其名自号也。”《大荒南经》载:“鴸头人面鸟喙,有翼,食海中鱼,杖翼而行。”将这两条记载一组合,我们见到的就正是三星堆大立人铜像衣服上的奇异的鸟兽形象。这是非常幸运的事,有几千个中国古民族的历史、文化连同他们的一切标记被中原民族摧毁和遗忘了,幸运者变成了《山海经》这类文献中残碎怪异的点滴记忆。有点滴记忆且又出土了其三四千年前的原本形象的,迄今为止仅此一例:现在我们见到朱鸟了!人面、鸟喙、凤凰般飞扬的羽和翼,还有一对人手。
蚩尤(立铜人像)形制别致的衣裳上,其图文被人们作了些很奇怪的解释,甚至称它是两个蜀字,简直把《三国演义》搬到夏商时代的两千年提前演出了。应知道古蜀人并不自称蜀,那只是商、周时代中原国家对他们的称谓,就像羌人称他们为戈基一样。衣裳上的图案其实是我们在许多地方见过的、非常熟悉的,它就是饕餮,它只是因为这次表现在服装上,被进一步平面抽象化了一些。两个回字文是它的眼睛,眼睛之间是它的鼻子(这鼻子迄今的众多解释者都视而不见),其他部位则被更抽象、更艺术化地处理了。眼睛是饕餮最重要的特征,我们可以从许多古铜器上找到例证。
金杖上有四只鸟和被箭射中脑袋的四条鱼。鱼被解释为古蜀鱼(凫)人的“图腾”,因此说这是蜀王之杖。世界上哪有用箭射穿自己脑袋的“图腾”?合理的理解是:这是三苗的某位帝王使用的杖,箭穿鱼头表示这位帝王领导人们打败了禹夏(禹,鱼也)或鱼人。在夏代及其以前,“四”是一个有特殊政治权力意义的数字,至少对很多个国家和民族都是如此。“其丘方,四蛇相绕”,“张弘之国,食鱼,使四鸟”,从《山海经》中我们可以找到大量证据。“四”很可能与国君的权力地位有关,故三星堆金杖上是四鸟四箭射杀四鱼,而蚩尤衣裳上是四只朱鸟、四只饕餮眼睛。又,金杖上的图案与《大荒南经》上张弘国的记录相对应,而张弘是与驩兜连在一起叙述的,《穆天子传》卷二云:“天子乃封长肱于黑水之西河。”长肱即张肱,“张肱在海上捕鱼”就应该是捕鱼于南海,它有可能亦汇入了三苗集团或被三苗集团吞灭,假设此说能证实,则金杖为张肱国国君之杖,“食鱼、使四鸟”得解。
二号坑中的六棵树应为社树。如果是三苗部族自己的,其中应有神木枫香树,《苗族古歌》说天地是巨鸟科啼和乐啼产出来的,神木枫香树干的疙瘩变成猫头鹰,故树上有鸟。若不是三苗部族自己的,则应该是战利品,当时很多国家和部族都有自己的社树,《博物志》卷八云“子路与子贡过郑神社,社树有鸟”,至周时,社树已多被真的树木取代。
三星堆的一些虎形器,仔细分辨,其实应该是猫。朱芳圃《中国古代神话与史实》云:“苗之言猫,《诗经·大雅·韩奕》:‘有猫有虎。’”苗与猫的关系,至今尚不清楚,但古苗是喜爱猫的。猫与虎在器物上最大的区别是耳朵、尾巴与身体的比例,猫大耳,虎小耳。
一号坑和二号坑出土的普通人物铜人,其衣均与今苗族衣差别不大,皆束醒目的腰带。男性的腰带一直是苗族人一个优美的传统:姑娘出嫁前会在家尽心尽力地织出一根与众不同的腰带,作为定情物送给未来的丈夫。看来这个传统从夏以前一直延续到今天。
最后,我们看看那个巨大的、两只方型眼柱向前傲慢地伸出的铜人面像。他是谁?他就是饕餮。如果我们将它转化为平面形象,就会发现它与鼎器上的古饕餮纹充分一致。在中国远古的最大最精美铜器上,我们都能见到它的形象,当然,都是这个铜面像的某种更为平面化、更为简化的形象,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现象。“像在夏鼎”(郭璞注《北山经》语)的饕餮,原为三苗部族中的一个部族,“饕餮三苗也”(孔颖达疏《左传》语),“三苗缙云氏之后为诸侯,号饕餮”(《书·尧典》注)。对饕餮形象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里一直出现在最精美的铜器上这一现象,惟一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三苗部族创造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发达的金属工业,而三苗中的饕餮部族则创造和掌握了这种工业中最为复杂精致的工艺。所以,尽管从黄帝至禹夏至商,中原帝国都视三苗为仇敌,对饕餮部族也极尽诽谤污蔑之能事,但在制作像大鼎这一类最重要的金属制品时,还不得不延请饕餮部族的工匠。这些工艺师则把自己的族徽设计翻制在这些铜器上,一方面表示对自己民族祖先、国王和神灵的尊敬,另一方面表示自己为民族的自豪与骄傲。这些重大器物(如鼎),有不少是会受到当时所在国国君的顶礼膜拜的。对这些器物的主人而言,一个饕餮图像就是这个器物价值和品质的保证。后来由于金属工艺的传播和发展,饕餮这个部族逐渐解体、消失了,融汇于其他民族和国家之中了,这个过程应该是在从商至周这两个朝代发生的。在此之前的两千多年历史中,饕餮部族曾经是中国最优秀最杰出民族之一的三苗部族的骄傲。饕餮人对外国外族的服务价格一定非常昂贵,所以中原国家一致诋毁他们“淫逸无礼”(《神异经》)、“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史记·五帝本纪》)、“贪财曰饕,贪食曰餮”(《书·尧典》注)。由于三星堆的出土,我们终于见到了饕餮更为本原的形象,也见到了饕餮人铸造的自己民族领袖蚩尤的形象,我们不得不为他们非凡的工艺和他们所代表的伟大文明而由衷惊叹,虽然这种文明由于我们祖先的仇视、曲解、无知和处心积虑地销毁而早已变成了一种异物,一种不可读解的神秘而遥远的光辉。
这是我对三星堆一个基本的理解。
至于成都的金沙遗址,亦为三苗遗物也:那地方原本的真实地名不叫金沙,而是叫苗家坡。
注释:
① 三苗在北方时应崇尚南,后败退至南方后改为崇尚北,因祖先已葬在北方。
朱小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文化研究。
来源：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