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时四川移民迁出地荆楚地区自古巫术很盛,故早在《汉书·地理志》记载楚地:“信巫鬼,重淫祀。”而到了清代《湖广通志》记载:“史称其民喜巫鬼,尚淫祀,盖其风至今犹有存者。”[41]在清代四川信巫重鬼也十分盛行。如民国《名山县新志》记载:“民俗恒与楚俗相出入,则谓直出于《荆楚岁时记》可也……媚神求福,佛道也;信巫重祀,楚俗也。故尚质。末流移而尚鬼、尚武,习性转而尚谣。”[42]而“川俗多赛神拜忏,信巫祀神,曰盘香会,亦有所谓祀坛神者。”[43]学者指出由于巴楚先民长期毗邻杂居,战争引起文化交汇,通婚造成民族融合,习俗相近形成文化认同,形成了巴楚文化[44]。道光《忠州志》《风俗》记载:“角黍之没,龙舟竞渡吊屈平,楚俗也,蜀楚接壤,俗亦相似,今则天下皆然。”[45]故“凡楚人居其大半,著籍既久,立家庙,修会馆,冠婚丧祭,衣服、饮食、语言、日用,皆循原籍之旧,虽十数世不迁也”。[46]总之,清代四川社会风物深深打上移民文化的烙印,而受湖广移民文化的影响尤深。
在清代四川竹枝词反映移民后的四川都重鬼神,信巫。如嘉庆六对山人《锦城竹城词》写道:“鸡卵烧胎艾叶燔,五丝束腕病除根。东厨果是能司命,夜夜弓鞋踏灶门。不是烧胎即叫魂,手持儿服月黄昏。谁家少妇拈香来,细唤连声进大门。”六对山人自注云:“正午以鸡子艾叶烧,唤向人家各祈一线,五色具备,束病者腕上,夜则以左脚踏灶门轻轻叫之,妇女名之曰烧胎。”康熙时彭阯《江油竹枝词》也有描绘:“药苗遍地未知名,疾病年年春夏生。多不信医偏信鬼,端公打鼓闹三更。”作者自注云:“俗呼巫为端公。”四川城镇信巫重鬼,在农村就更为盛行了。
正如蓝勇先生所说,明清以来荆楚地区本来便盛行《竹枝歌》,而清初四川主体移民的湖广移民是沿长江溯水而上,自然要经过盛行竹枝词的三峡地区,且多有留住,形成第二次迁移,又再次受到竹枝词的感染。以湖广籍移民为主体的湖广文化在四川占据了主导地位,经过“湖广填四川”后,《竹枝词》迅速传遍四川盆地各地,这本身是湖广文化氛围的一个明显表现[47]。而自古楚蜀文化巫风相近相习也随“湖广填川”移民潮在巴蜀得到再次繁荣。
(4)蜀(巴)楚经济的彼此依赖性是湖广移民文化影响的前提
任何文化是在一定社会经济生活基础上存在的,如《孝感县志》记载:“因物而迁之谓风,从风而安之谓俗,区疆锡壤之谓土,在土作贡之谓物。志徴风土非云诩也,不悉十五国之贞淫,虽有文武难为化导之术也,不辨九州之物产,虽有神禹难定,惟正之供也。”[48]因此了解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必须首先了解该地区及周边的物产(物与土)的经济生活。因为对移民文化及其风俗起制约作用的是社会的经济活动,而蜀楚唇齿相依的经济关系是荆楚文化对四川文化产生影响的重要基础。叶调元《汉口竹枝词》记载:“蜀锦吴绫买上头,阔花边样爱苏州。寻常一领细衫子,只见花边不见绸。”体现了蜀楚两地的经济交流。清竹孙氏《荆沙竹枝词》描写有:“广土公膏归粤客,红花白蜡办川民。几多绸铺由零剪,大半发财蔡店人。杂货行同山货行,两行生意略相当。独他杂货排场远,白蜡川糖是大庄。”可见清代四川的商品在湖北地区有相当强的竞争力,湖北对四川的商品具有依赖性,故四川的是“大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