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所讲洪良品描写蜀楚盐业贸易“赤甲山头云气开,蜀盐川锦截江来。一帆载过夔门去,白镪高于灧滪堆。”这种历史上形成的“川盐济楚”为蜀楚文化的融合交流提供了经济基础,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文化“因物而迁之谓风,从风而安之谓俗”的最坚实的文化互动基础。
4.“湖广填四川”的“半楚”与语言半潇湘是四川文化形成的标志
从前面移民讨论清代四川移民半楚、地缘相近、自古同风、经济彼此依赖,尤其湖广籍移民在移民结构中占有绝对优势,有“半楚”之说,如广安是“州不独言语与他郡悬殊,即六乡语音亦各异。楚人犹楚语,越人犹越语也”。[49]清人杨国栋《峨边竹枝词》称:“楚语吴歌相遇处,五方人各异乡音。”但是其他省份移民对四川话的影响力就没有湖广影响大了。如道光时陈谦《三台县竹枝词》描述到:“五方杂处密如罗,开先楚人来更多。”
康熙时陆箕永《绵州竹枝词》写道:“村墟零落旧遗民,课雨占晴半楚人。”作者自注云:“川地多楚民,绵邑为最。”清初移民“半楚”与前面谈到湖广与四川毗邻,有长江水利之便,巴蜀与楚自古经济文化交流有关。故早在宋人苏辙便有直接指出四川与湖广两地的语言的近似性的《竹枝歌忠州作》描述道:“舟行千里不至楚,忽闻《竹枝》皆楚语。”康熙时巴县陈祥裔有《竹枝词》写道:“渝江下与湘江接,怪道巫云尽楚云。清易顺鼎《三峡竹枝词》:“千重‘巫峡’连‘巴峡’,一片《渝歌》接《楚歌》。”此指出四川(巴蜀)湖广(楚)二地有地形之便和文化接近的事实。
这种以湖广籍为绝对优势的八方汇聚的清代移民状况奠定了以湖广文化为主体的四川文化,为以湖广话为基调的四川话最终形成起到了决定作用。也就是说“湖广填四川”这次以湖广为主体的移民大换血奠定了清代四川的社会文化基础,为清末及民国乃至现代的四川话形成创造了条件,故乾隆对合州张栋《合州竹枝词》写道:“气候不齐连六诏,土音错杂半潇湘。”由于客籍人“半楚”故才有土音(四川话)“半潇湘(楚)”之语言之“半楚”的结果。
康熙时彭阯描写语言的交流有《江油竹枝词》所记载:“漫把梆腔巴调学,关心且唱竹枝词。”康熙时陈祥裔《巴渝竹枝词》记载:“川主祠前卖戏声,乱敲画鼓动荒村。”六对山人《锦城竹枝词》记载:“见高说腔有苟连,万头攒看万家传。”从这里可以看出与四川人吟唱竹枝词一样,戏剧的传播与推广对整合四川话的积极影响是明显的。四川在移民后的经济发展起来、商贸也发达了,人们也交往频繁起来,而蜀楚两地及四川内部的经济文化交流,清代四川文化慢慢交流融合,这为以湖广移民语言文化为基础的四川语言文化趋同创造了物质条件。其中湖广移民主体性语言的压倒性辐射作用使“湖广话”成为“四川官话”。
当然四川话是“湖广话”兼收并蓄辐射影响的结果,其成为四川各地通用语言,则是四川区域文化最终形成的标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四川地区绝大部分的自然环境大同小异,在共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影响下,清末四川在形成共同的戏剧信仰与节俗熏陶下,在大家都喜欢麻辣的川菜滋润下,在经济发展后,及众多江河的沟通下,四川文化整合就指日可待了。
到清末四川话在全国各地都能听懂,反过来也影响了周边的语言,如清末湖北人田泰斗《竹枝词》描写到:“逐户灯光灿玉缸,新年气象俗敦庞。一夜元宵花鼓闹,杨花柳曲四川腔。”体现了清末整合的四川话基本定型,并对周边语言文化产生影响。文化交流的互动性,彼此的交融性得以体现。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或者区别其他文化的标准,而以“湖广话”为基础的“四川话”的形成,是整个四川文化整合的标准,也应当是清代“湖广填四川”在文化层面上的结束。